观点丨赵旭东：乡愁中国的两种表达及其文化转型之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和模式研究

乡愁说到底是一种表达，是现代离乡之人对于自己祖辈曾经生活于此的乡村衰落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评判和情感的表达，这种表达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指责的地方，它在性质上属于一种个人的情感，但是，一旦这种乡愁转化成为了必然付诸行动的乡村重建以及乡村社会的改造，它也就必然会带来见仁见智的路径和模式的选择。对于这些路径和模式的选择，如果没有一种真正知识论意义上的归纳、总结和分析，那么未来如何能够对于乡村社会与文化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这都是值得深思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实在是有必要在基于个人情感的乡愁和实际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之间构建起一种学术分辨和批评的关联性出来。

人类学的乡村研究

伴随着新时代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文化得到恢复、受到关注以及强势振兴的潮流正在蓬勃兴起与发展之中，包括各种形式的民间传统的恢复、乡村旅游的开展、乡村规划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通过多种渠道城市人走进乡村和艺术家凭借自己的艺术技能实地参与乡村的文化发展和社会重建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中国当下最新遭遇到的，并在乡村之中突出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转型，同时也是处在世界后发展时代里传统的乡村所共同面临的新的文化语境，可谓是其文化的创新机遇的来临。

在这中间，一方面是包括自媒体在内的互联网高科技由城市快速而全面地向乡村社会持续无障碍地渗透和传播，另一方面却是乡村自身文化认同的再造，乡愁意识成为了人们共同的关怀，一时间似乎无人不在谈乡村，无人不在抒发自己的乡愁，也无人不在以叙说乡愁为乐事、为能事。

这些基于乡村而出现的新现象，在一个新的时代里为人类学的中国乡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同时由各种观察视角激发出来一种新的学术知识的生长点，借此可以使得下乡去做乡村调查的人们更加深入其中，见微知著，由点及线，从种种线索开展之中洞悉这些新现象背后的相互联系，发现新时代中的新农村其诸多文化事项构成的新功能、新结构与新解释。换言之，这恰恰需要各类研究者能够沉潜于此，借助一种参与观察的基本研究方法，从基层研究的发现和综合之中能够总体性地把握中国乡村发展的一种整体走向。

就方法论的意义而言，人类学极为擅长一种长时间的田野研究和文化比较研究，基于此种研究的开展，研究者可以对正在发生的中国乡村的新文化振兴之路有一个深中肯綮的理解，由此也可以为中国乡村振兴的发展以及可能的模式和路径提供一种最为基础可靠的真实发生的数据依据，这样的研究，也就是真正在田野之中的研究。如今尚且不见其有真正的大兴之势，很多研究更多的是一种走马观花式的“一人眼中一天之内的所观所想”，诸如那些喜欢抓人眼球的“返乡体”，微信刷屏之后，也就不值得再去多看一眼了。

而只有一种基于长期观察、反复比较以及深度反省的人类学田野观察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分析，才能够真正有利于未来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完善、经验积累和政策推进。这样的研究的开展，应该有这样一种学术抱负上的追求，即一方面了解中国当代发展的进行时，了解正在研究者眼前和当下所发生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而做出一种人类学者的独特贡献，为这个新时代提供一份详尽的现场记录，为未来必然要成为过去的历史留下一份比较完备的真实档案，这些朴素的认识对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真正学科发展而言，应该是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前瞻意义的。借助于在这三方面的努力，可以推进中国人类学乡村研究的新视野的开展，通过基于细节的微观观察，通过追踪一些经典的田野调查点，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接续一种中国人类学的乡村研究的传统，并且这种传统接续，也将会有助于我们透过中国乡村的兴盛转承而看出一种文化发展在其中的变与不变，甚至还可以从一种人类学应用的维度上为未来国家的政策执行提供一些可能的补充性的以及发展性的建议。

乡愁意识与现代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发展，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是城乡之间的距离不是在持续地缩小而是在不断地扩大。这种彼此之间所形成的距离绝不仅仅是在经济发展的意义上，更为重要的还是在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而这里所谓的文化意义，它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即一种整体性的人的生活的体现，借此可以涵盖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维度上所发生的种种改变。

没有人会否认文化在一种人类学的乡村研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因为有文化的存在，乡村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才可以相互关联在一起，用一种文化功能论的视角来分析，那便是文化的各要件之间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单单孤立地去谈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宗教之类，实际上都不是不可以的，但却是做不到的。它们自身作为可以从文化之中抽离出来的制度，都是可以相互作为补充的方面而聚拢在文化这一名义之下。在此一点上，对于任何乡村文化的分析，我们都不应该轻易放弃这样极具包容性的文化概念，而应该更多地注意到，在人实际的生活场景之中，文化都是最为根本的，是人可以介入这个自然与社会世界之中去的媒介，而文化的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方式及其转变，我们自然亦可以称之为一种转型，即文化转型。

但在文化的问题上，令人类学家最为遗憾的是，很多人不自觉地就成为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因为他们不加思考地或者先入为主地接受了一种所谓文化不曾改变，文化即使是成为了“化石”也不曾改变自身的顽固看法，这样的一种看法在人类学家看来不仅幼稚，而且真正忽视了在现实之中存在着的文化及其在实际发展轨迹上的一种改变。这种改变显然是一种真实的发生，因为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都是处在持续不断的改变之中的，特别是在今日高速发展的科技引领和对社会生活的浸入之下，依赖于这种环境而存在并有一种展现自身能力的文化便必然是处在不断适应以及改变的进程之中。

而在一种中国乡村文化的转变生成之中，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乡愁意识成为了这种基于农业的文化发生、转变或转型的主基调。在其与城市文化相联系而得以表现之时，这种乡愁意识便会得到更为突出的表达。对于现代人眼中的乡村，一种刻板印象便会认为，似乎一切的不幸都必然是要从乡村中出现，他们因此而患上了一种乡愁之疾。因为村落以外的人们面对一种现代影子之下的乡村生活，其所能够被唤醒的从来都是一种忧愁或乡愁的情感。但很显然，这种针对于个人而言的忧愁或者乡愁，再或者一种越来越突出的乡愁意识，却并非是真实存在于乡村自身的情境之中，而是要由所谓外来者不断地予以发现、揭示并清晰表达的。这样一种表达，又必然是建立在彼此的文明进步的距离之上，因为那些外来者所拥有的一切，可能都是乡村社会中所没有，当然也是其文化属性中并非第一需求的要务，但却因此而无形之中构建出来了一种彼此的距离感或隔离感。

比如先进的器具，相比别人更多的识字能力，高新技术的掌握，还有超乎当地人礼尚往来需求之外的那些所谓现代人的礼仪文明的风尚，比如不吐痰、不抽烟喝酒以及节食、吃素和锻炼身体之类。当然，再多的金钱对于传统的农民而言都是不及有更多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实际产出更为重要。如果是乡村之人，他们必然会有自己的时间意义上的季节性循环和与之相应的空间安排，也有自己播种和收获的喜悦，但所有的这些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在了一种作为乡村的外来者所擅用的简单化、对象化以及理性化口吻的思维和判断上，由此而将之加盖上了“贫弱病私”的烙印，乡村里的农民作为一个类别似乎也就永远不再可能为自己洗去身上的种种被外来者所一再命名的那种污名了。

现代文明在向前拼命地奔跑之时，乡村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明也在外部世界转型的大潮之中被迫跟随着去拼命追赶这一种现代文明的发展，并借用其不断追赶出来的结果来改造其自身，无数次的乡村改造与重建运动也必然是这种追赶的直接效应，所谓乡村面貌的改观也必然是在此种效应的激励之下而发生的。这虽是一种兔子与乌龟赛跑意义上的游戏，但叙说的版本却前后大为不同，现代文明是那只兔子，而且还是一只可能永远停歇不下来奔跑的兔子，而农业文明却也是那只慢慢爬行的乌龟，它只有在兔子打盹之时才可以有时间追赶上兔子，如果兔子不打盹，那么即便再勤奋的一只乌龟恐怕也是一样追赶不上那只现代意义上的不知休息和疲倦为何物的兔子的。在此意义上，一种向着日渐褪去身影的农业文明发出现代文明人哀叹和惋惜的乡愁，实际上将会成为一种永远的乡愁，且使人无法忘记，更无法使之真正消失，它内化为现代人情感结构中的一部分。当人们试图寻求一种改变之时，便勾起了这份乡愁，特别是当人们从意识上寻求逃离城市之时，这份乡愁显得更加悠远、醇厚，当人们从日夜工作的劳苦之中做出一种现代人的挣扎之时，也自然会忆念这份乡愁并试图要消除这种乡愁的内在冲动。

最为重要的是，当握有现代权力且衣食无忧者，在他们尝试着一种奋发有为的生活之时，也会想起乡村，并以找到了他们眼里荒凉破败的乡村为其全部忧愁和哀叹的印象来源，他们讲故事的方式从来都是这样的:“由于某日见到了一片美丽的村庄，但一走进去却发现，那里竟然是那样的贫穷和荒凉，因此我决心要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局面”。这样一种神话一般的结构，在乡愁论者的心中从来也不会寻求有所意识方向上的改变。而那些怀揣着种种梦想，携带着大量金钱或资本的现代慈善家们，首当其冲想到的一样是乡村里的那些在他们眼中原本再纯朴厚道不过的农民，在称谓他们的生活为“贫弱病私”之后，便也尝试着要努力去为他们做点什么事情，以此来改变他们生活上的那种在外人看来真正贫苦的面貌。如果这种贫困破败的状况无法经由他们之手加以改善，他们便一定是寝食难安的，一定是充满着浓郁乡愁的。

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那只有着现代性追求的兔子如果不想着办法停下来打个盹，那么，是不可能有所谓乌龟追赶上兔子那一天的。由此，一种无可避免的追赶的结构便成为了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一种命定的关系结构，而所谓的乡愁，也便成为了这种结构关系存在的一件外衣和修饰品。外衣和修饰品可以多种多样，但它一定不能没有，即不能空缺，或将一丝不挂，赤膊上阵。换言之，只有在现代人的灵魂之中人为地铸就了一种看似发自内心的乡愁的情感结构，现代人的不归之路的结构性偏离的关系才能够有所平衡，现代人内在的焦虑紧张之心才能够有所释放、平复和安定。因此也可以说，现代人自带一种乡愁意识，它们全部都从乡村生活的文化基因之中脱胎而来，这种“田园将无法回归”的乡愁意识，在离开乡村的那些人的头脑之中似乎更占据了一种支配性的地位，就像一种人的强迫性观念，随时涌现，无法抑制，挥之不去。

现代人如何能够真正面对这样一种嵌入其内心世界的乡愁的存在，同时又会做出怎样的一种行为反应，也便成为当下时代文化转型得以发生的根本。一般而言，有怎样的一种乡愁表达，便意味着有怎样一种乡愁意识下的文化转型。而今天的人类学家确实也有责任去挖掘这些特殊的乡愁类型在我们真实生活之中的存在语境，并能够分析归纳出它们在我们生活之中所处的位置和功能，另外还有就个人生活史而言的一种乡愁意识成长的轨迹。换言之，恰恰因为有不同类型的乡愁的存在，才导致了人们在观念之中所形成的种种乡村印象的涌出和固化，进而才有跟这种乡村印象似乎越长越像的一种乡村文化发展的路径和模式。

正向的与负向的乡愁

实际上，如果能够具体地作一分析，从乡愁结构的意义上而言，现代人所能表达出来的乡愁意识可以区分为正向和负向这样两种乡愁。所谓正向的乡愁，即一种积极的乡愁。这种乡愁意识的拥有者往往会对乡村的未来抱着一种乐观其成，盼望其有所发展的预期，因此将乡愁转变为一种实际去做事的愉悦，借此去做诸多更像是将工业化转入乡村的那种实际的努力和作为，这些人大约在其理想主义的头脑之中从来也不会认为乡村将在现代文明面前迫不得已地一路衰落下去。能够让传统的农业文明这只乌龟可以持续不断地追赶快速跃进的现代文明这只兔子，那便是他们所有行动的核心目的之所在，因此把希望化做了一种行动的力量，使之转化成为头等重要的方针和政策，然后再下大力气进入乡村，用自己的行动和作为去影响乡村、干预乡村以及改造乡村。乡村里的一切似乎都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可言，同时也没有什么抵抗的必要和可能的，进而可以任由他们头脑中所构想出来的一把规划之剪去裁剪，由此而使得那些近乎静态却无疑显露出一种衰败迹象的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成为他们眼中最为理想的乡村规划蓝图的实施之所。

因此，“下乡”就是这些人最乐于去做的一件事，他们此类人的心灵结构也便是全部写在了“下乡”这两个字的上面。这同时也是很多关注于乡村研究的人士最喜欢使用的一个语汇，“下乡”既显示出他们的研究对象，也体现了他们做研究的一种姿态。“上”对他们而言便意味着自己所握有的文明话语权，与“下”相对，在这里，是中心;而“乡”则是他们眼中的不发达以及贫困，在那里，是边缘。一种人类学家所讨论的时间与他者的关系，在此处完成了一次明显的拉开彼此距离的结构性映射，且极为清晰。而所有那些乡村发展主义者，所有那些用“下乡”的概念试图来包裹其自身颜面的，无论是以文化的形式还是以赤裸裸的资本的形式，都可以归类到此种乐天派的正向乡愁意识的人士一边。他们骨子里或者身体上都属于一种远离乡村之人，却千方百计要使自己变成似乎既懂得乡村，又懂得农业，更懂得农民之人，他们最喜欢用“苦”这个普通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描述生活之艰辛的术语来为自己乔装打扮，结果他们满眼所看到的就全部是老百姓的苦痛之处。最后使人感觉到，似乎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够替最为普通的农民喊出他们心中之“苦”，但农民自身从根本上而言似乎并不理解这种由外来乡愁论者所强加的，远距离观察而得到的苦痛意识的同感，他们照旧去过自己早出晚归的寻常日子，只是由此所导致的政策的改变让他们一时有不知所措之感。

曾经一个阶段，由于取消了农业税，也没有真正可以替代的正式乡村组织的动员机制，这对于有着土地并在一年的辛苦劳作之后如果能够真正换来丰衣足食的实质性的粮食丰产，进而凭此来滋养自己以及家人的农民而言，那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便不复存在了。而当他们一旦没有了这种对于国家制度性约束的责任，自然也就没有了非要去辛苦种地的义务和欲望，与此同时，悖论也在发生，因为即便是他们一年辛苦种地所得，最后可能竟连城市豪客们一顿饭的花费都不及，这种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的极度偏差又如何能够让农民真正以一种安宁之心去过普通农家生活?如果不能对根本的城乡分配体制不均衡有所作为，光是靠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刀切地减掉农业的税收又有何用呢?

况且，如果国家最为基本的跟农民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联系纽带的税收关系，怎么就能因为有几个喊苦之人而将此一笔勾销了呢?也许这种一有人喊苦，便走极端地彻底减除税务的做法，经过实践之后不仅没有起到真正安抚农民于土地上去耕种土地的作用，反倒使得乡村的粮食更为便宜;而同时由于城市人口的税收加重以及城市空间的改造升级，餐馆里的饭菜却是比作为原材料的农产品要贵上几十倍都不止，这恐怕就是那些持有着正向乡愁的乐天派们在其最初呐喊农民之苦时所未曾预料到的一种乡村社会发展的结果，在人类学家的细致观察之后，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政策实施有如闹剧一般令人唏嘘不已。

还有一种乡愁可谓是负向的，或者说是消极的乡愁。有这种乡愁意识的人大约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或者自己祖上在脱离了传统农业文明后所得到的一种城市生活样态的福利和舒适，并逐渐努力地适应此种生活的种种制度安排和利益的供给，而不肯再回头去多看一眼自己曾经熟悉的乡村。他们对于乡村发展的悲观主义的乡愁真可谓是一种无病呻吟，他们只不过更多地是借此去哀叹现代生活的来之不易，他们已经从身体上远离了乡村，当然也从心灵上疏远了乡村，最后则是从一种价值观念上深刻固化了自己与他们的那种城乡文明之间的分离。可以说，他们是现代城市之中真正的理性人，为现代城市如何更好地有利于他们自身而精打细算、规划筹谋，因此也会使自己有一种身心俱疲之感。

在他们的眼中，乡村尽管是自己或自己的祖先从中生长而来之所，但只要有机会离开了那里，那里自然就可以被任意地丢弃而毫无一种眷恋之情，可以任其荒芜衰败下去。他们大概从来也不会去想一些更好的法子让留存在那里的人们有一种自由自在的自然生活。他们甚至连跟乡亲们一起围炉夜话的时机都不曾给予，他们向乡村里的亲人们留下来的最为决绝却经常要说的话便是:“除非这里跟城市里一样，有了卫生间、马桶，洗澡淋浴设备;有暖气、空调和洗衣机，还有广阔平坦的街道，否则将绝不回返”。

作为少数留守村庄之人，又如何能真正抵抗住这样绝情的豪言壮语，因此所有可能的金钱都一下子转化成为原来只有城市里才会有供应的水泥、马桶以及空调之类的现代生活用具，在这样的一番改造之后，人们期待着这些情绪低落心存悲观乡愁意识的城市之人的归来，但结果却是这些人宁可在城市的边缘夹缝之中忧愁、哭泣与悲伤，也不肯回来故土一次。他们的乡愁跟乡村之间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们那种不时表现出来的乡愁可谓是一种癔病性的，面对乡村凋敝而愈来愈深的忧心忡忡。他们深知面对现代文明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末路，甚至从心底里也盼望着其早日到来，尽管他们自己对于未来原本也不抱过大的希望。显然，没有什么是他们不可特别舍弃的，也没有什么是他们所不愿真正舍弃的，源于人的潜意识里的破坏本能的宣泄和瓦解作用使得他们可以目空一切。对他们而言，乡村的存在实在是一种“累赘”，他们好像从来也弄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有了繁华的都市，何必还要荒凉的乡村呢?因此在他们的内心之中，随时可以将这些没落的乡村抛弃。

加法与减法的乡愁

可以说，上面这两种人大约包揽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愁内涵的全部，而这样的乡愁合在一起便又会显露出全部文化转型的整体样貌。而在这些乡愁意识支配下的乡村重建造就了诸多乡村振兴的模式和路径，人们在其中各行其道，将生活的余力都尽可能地运用到了乡村这个“乖巧的”任由他们“打扮装点的”存在物上去。基于一种作为外来者的乡愁意识的分别，乡村也不再是遵循着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同质性样貌的存在，而是出现了一种内部异质化要素的分野，种种新的乡村发展的模式和路径也在不断地从中涌现出来。在此种涌现之中，由于乡愁者意识的正向心态和负向心态的两分而有一种基于其上的建设本能和破坏本能之间的分野。

概略言之，建设本能支配下的乡愁者会更加乐天派地去积极从事一种加法的运算策略，在原来宁静也不大受外力影响的乡村发展路径之上，添加各种全新的跟城市更为直接关联在一起的那些用以激励乡村自身发展的挂件、配件或者专门的生产要素，比如由此开发了旅游、餐厅、房地产之类的增加资本收入的项目，有的还会实践貌似传统实则现代的读经、推选乡贤的所谓乡村道德重建。总之，乡村的发展在人的构建本能的意义上成为了诸多理想主义者的试验场，由此而可以任意地把城市里大家熟练而不肯再去做的事情转由“下乡”重来一遍，相比之前的送法下乡，尚有资本下乡、医疗以及务实的家电之类的商品下乡，而更为最近的则可能是楼市下乡。在有的乡村里，高楼林立的景观已经并非罕见，这些应该都属于一种城市空间向着乡村的大挪移。

而与此相反的情形则是一种建立在人的破坏本能基础之上的消极负向意义上的乡愁者受无意识支配而乐于去做的一种减法运算的策略。这样一类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在乡村建设的问题上常规的做法就是能减去的事情绝不增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减税到土地流转，再到乡村手工业以及信仰文化之类，凡是能减少的发现项目绝不会再行去蓄意增加设置。在此意义上，乡村在物质性的表达上越来越像现代城市发展的套路，只不过此时现代与传统文明的主角一下子转换成为了狮子和兔子，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和博弈的关系。很显然，兔子跑得再快，但如果一旦被追上，必然会被狮子咬死而成为狮子的盘中美食。而今日乡村的变化之快，实在是令人有一种有朝一日这只兔子总会被凶残的狮子吃掉一般的感觉。

作为曾经是乡土社会的乡村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之中也发生了一种天翻地覆的改变或称巨变，如果有时间去费孝通曾经去过的田野点访问，就会很容易地发现，相比80几年前费孝通笔下的江村确实可谓已经发生真正的巨变[3]。那艘借由缓慢的摇橹而可以经由一条名叫开弦弓的小河划出到村外去跟外面的世界进行贸易的小船，早已经不见了踪迹。当今村里这条河流上仍旧有缓缓摇橹滑动的小船，不过其功用已经大为改变，它不再是联系江村内外的交通工具，而是成为了村里负责垃圾清理之人用来捡拾河道垃圾的运输工具，或者偶尔还可以作为一些老人家闲来打些水草摸些河鱼的临时性的运输工具，而旧时的那种船只往来运输的繁忙景象可以说消失得近乎无影无踪。自从通往苏州市吴江区的现代道路修筑完成以来，河道上船只远距离贸易运输的功能就已经在逐渐消亡了，取而代之的自然是一些更新、更快的陆上交通工具，包括三轮车、卡车以及小汽车之类。它们增长的速度与改革开放的速度恰好保持着一种同步甚至是超前的加速度。

对于做加法运算的乐天派的乡愁论者而言，乡村是经由人为发展而来，并非是什么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人定胜天，人的主观能动性会被发挥到一种极致。基于此，一种外力干预之下的乡村发展就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反之，悲观消极的乡愁论者则是采取一种近乎文化退却的论调，在他们的眼中，但凡乡村便是一片凋敝，这成为他们在评判乡村生活时的一种执念，另外还有一种不信任乡村有自我再生产以及创造性转化能力的偏见，一并存在于这些人的头脑之中。

结果，任由乡村日益衰落下去，不去深思一种城乡之间改善扶助之道，甚至干脆动用权力移出生活在乡村里的剩余留守人口，拆掉那里的祖庭旧屋，占用那里的良田耕地，使得昔日有着田园风光的乡村被强行纳入到了一种扩张性的强势城市规划与治理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的一个共同性策略便是采用改名换姓的做法，使得曾经可以称为“县”的地方更名为一个更大城市的一个“区”，曾经是“乡”的则被更名为“镇”，甚至有的直接将拆迁后的村落更名换姓并入城市社区管理的范围之内，由某村而一改名称为某一街道或社区。

这样的城市化进城便一定先由城乡结合部扩大到近郊，而随着一种政府管制力量的加强以及城市建设资本的强盛，再进一步扩展到相对城市中心而言更为远距离的远郊，通过高速道路、桥梁、隧道等现代交通设施以及班车、地铁或者快轨之类的交通工具而使得城乡彼此连接，在这方面的发展各地的路径和模式大略相似，大同而小异。还有就是通过在乡村集体土地上开发高层楼房的方式而使得村里的年轻人一结婚便住到新式的高层住宅之中去。

一旦人们的居住空间发生改变，他们作为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就自然而然随之改变，可以说没有哪一种传统可以真正去抵抗这种物质环境的改变。而那些高声呐喊“三农”问题的专家们似乎也一夜之间偃旗息鼓，不再能听到有什么真正的呐喊之声了，这里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所说的那些乡村之“苦”所赖以依靠的物质性基础或根源都已经不再存在，所谓的“三农之苦”，也就无从谈起了。过去那些持悲观姿态的乡愁论者的呐喊，曾经使得一种本来可能稳固且有其自身制度结构的乡村文化就像给孩子洗澡连同洗澡水一并泼掉一样，似乎借着减税之类的举措而能够一了百了地使乡村问题消失了。

但殊不知，这些悲观论者对于乡村生活究竟是怎样的认识本来就很肤浅，又不能够身体力行地甘作乡村生活的实践者，头脑一热，凭着一股子的蛮横激情，在自己所臆想出来的那些“群氓”之中作了一回有似跟大风车较量的堂吉柯德式的英雄。结果，表面上旧的问题似乎一笔勾销，不存在了，但实际新的问题却又层出不穷，因为真实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会包裹于其中，人们要用长期积累和发挥作用的文化去解决生活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种种的问题又大多数是跟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最为简单不过的需求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显然，文化被人类发明出来，乃是更为便于人们去满足自身的那些需求而存在的。但于悲观心态的乡愁论者而言，他们大约只会哭喊吵闹，发太多无端的感慨，并只会从外面去看世界，见到有人劳作便远距离地生发出一种有似菩萨或上帝一般的悲天悯人之心，但若能真正体贴那些劳作者的内心，更为深入地带着一种异文化欣赏的姿态去看这一问题，那么，一种基于安定生活的勤苦劳作，不也是作为农业文明的祖先自我选择以及当下的实践者乐于有所作为的快乐生活的来源吗?如果能有机会去在田野之中多听听各种劳动时人们彼此通力合作所喊出来的劳动号子或者在田间地头、红砖青瓦的屋檐下所飘荡出来的悠扬小曲，还有，在一年到头的辛苦劳作之后，全家人汇聚在祖屋的厅堂之中或者一家核心的火塘旁边，有说有笑，吃吃喝喝地在一起迎接新春到来的欢乐场面，那我们从哪些方面非要给这原本平静安宁的日子添加上一个外来人所谓的“苦”字呢?而其中的“愁”又是从何说起呢?而这种被一再叙述的“愁”和“苦”究竟又是属于谁的“愁”和“苦”呢?

自己舒适地生活在城市之中，或者身负着一种无法丢弃的城市之人的傲慢姿态，同时自己对于城市生活种种的不满心态，却直接映射到了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并非一般城市人生活的农民生活之上。那种悲观乡愁论者眼中的世界，也自然永远是一种悲观的乡愁腔调，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情形都是一样。反过来的情形，也不过是大同小异，你没听说过在城市之中的那种城愁吗?显然，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苦乐参半才可能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在人们忍受痛苦，满足需求，获得欢乐的过程中，是一种文化在发挥其应有的调节和使人达至生活目的的作用，与此同时，文化也在这种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完成了其自身的凤凰涅槃，实现了一种有新意的创造性转化。

今日所见之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及路径的转型，显然是建立在正向和负向这样两种外来的影响乡村的乡愁意识和观念之上。由于二者之间特征的背反性，其所产生的乡村文化构建的后果也是不一样的。在一种正向乡愁的发展路径和模式上，我们所见到的是在乡村这个公共符号上所附加上来的种种原来只能是在城市之中才会有的一些名目，诸如旅游、度假、生态观光以及最新的艺术介入乡村之类。附加上这些名词的后缀之后，人们便会认为真正变化之中的乡村文化必然是真实地如此这般发生的，但在实际社会的运行之中，硬塞进来的这些项目要素是否真正适合于当下的乡村，或者表面适合了，实际是否适合，那都还是一个未知数，甚至可以去做一种预测，无论怎么去做，结果也都是村里、村外人的两种主张的两张皮，相互并无法能够贴合在一起，也就是农民之所思所想和那些怀揣乡愁意识的城市外来者之所思所想并不能真正地搭上界，形成一种彼此观念上的交叉，也自然不能产生一种相互磨合之后的有机性的发展。

农民参与的乡村振兴

但在这里，有一个例外便是农民自己发自内心表示认同并积极主动参与其中的那些发展项目，这些项目在农民积极主动参与之中往往会有很大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是在此过程之中，乡村内部的要素和外部的要素之间能够结合在一起，相互拧成一股绳，此时，这种乡村项目的发展就会变得顺畅以及完善很多。这是一种有机结合型而非机械结合型的发展模式和路径，这里所谓的机械结合型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即是指面对同一个寻求改变对象的行走在两股道上的行路者和改变者，相互之间由于只能各行其道，平行而无交叉，结果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乡村作为。

这种机械结合型的发展，也大多会造就出一种乡村文化转型的失败案例，比如那些跟乡村真实生活无实质性联系的民俗旅游以及生态观光之类的发展项目，表面看似有一种浓厚的乡土味道，但是实际上一些过度豪华奢侈的民俗酒店，还有通过收门票的村落旅游发展项目都远离了人们心底对未来应该有的生活的想象，更与当地人真实的乡村生活隔绝着千山万水。这种做法在满足了那些没有城市的设施便不回农村居住的悲观乡愁论者的奇怪欲望之时，却把更多的在村子里依照传统而生活的农民拒之于门外，这些在乡村所开展的内容跟那里百姓的生活也无实际的瓜葛，各办各的事，各走各的路，形式上仍旧还是里外两张皮，无论如何也贴合不到一起去。

而真正能够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乡村发展创造力的便是内外之间的一种有机性结合，也就是乡村的内与外之间彼此相互作用成为一体，产生一种合力。而那种持乡村发展悲观论调并意图要乡村尽早地发生一种彻底的朝向现代性的转型，并对农业本身予以完全取代的负向乡愁论者，似乎他们的主张也并非全面的没有光明，他们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能够给有能力从大众之中脱颖而出的那一部分人提供一种真正自由发展的机遇，乡村里最先富裕起来的那一批人，首先便是因为有能力脱离农业而富裕起来的那一批人。从苏南模式到温州模式，乃至于席卷整个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之风，必然又都是跟这种有意识地去脱离乡村的那种现代文化成长的转变之间极为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的，由此也才能够在乡村之中涌现新的楼房建筑、大量的资本、财富以及利用自有土地开办工厂乃至于最近越来越热闹起来的返乡创业，其中所创之业必然更多地是跟“非农”的项目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表面看起来一种意欲打破传统农业作为的消极负面的乡愁论者的那种现代工业文明的作为和拉力，使得无意之中在地的非农经济及其相应的文化创造得以显现，一种传统乡村生活的工农相辅的模式虽未全部得以复兴，但基于乡村的土地利用而有的真正的乡村文化的变革却又在悄然出现。

人们在此时只要能够重新回归到乡村故土，他便要应对在那里仍在运行着的乡村文化的场景，必须为这种属于自己真正地方性认同的文化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也便带动了工商业者在自己家乡当地的发展和开拓。农业在此意义上仅仅是一种辅助的手段而已，或者说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和认同，跟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工辅之的文化模式相比显然是完全颠倒了，成为了“工为主，农为辅，商为助”或者“商为主，农为辅，工为助”的新乡村发展模式。而一种顺带地被强化起来的村落文化认同，也恰恰是在此一过程之中得到了特别的加强以及在方式方法上的新拓展。比如村里的人开始因为家庭生活的富裕而有余力去重新修订家谱、恢复祭祖以及相关的集体性公共活动，以家户为单位，为村落道路平整或修建而给予实际的人、财、物上的支持和捐献。在这里，村落之中的企业，其最为核心的社会责任便是能够有机会去回报或者回馈自己的乡村故土，由此乡村振兴也便顺理成章，而如果没有这一前提的存在，那么作为结果的乡村振兴将不会这么容易出现。换言之，对乡村的发展而言，如果能够给当地人以充分的自由发展权，那么回报给这个社会的必然是每个人或每个家庭的独特而巨大的贡献。

显然，在这样一个人为事务的世界之中，同时在今天人们的整体性认识之中，人们已经极为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什么东西是一种绝对的正确，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一种绝对的错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种积极的生活可能会向消极的生活转化，而消极的生活也有向积极的生活转变的机会，所有这些都是可能发生且必然会发生的社会原则。可想而知，在一个没有村落领头人出来为大家干事的村落之中，看起来经济上似乎没有那么发展强劲，但却无形之中保留下来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传统和惯例性的生活，基于此而保持了一种相对恒久的社会秩序;而在村落有特殊能人出现并能够引领着大家一起向前大踏步地迈进之时，村落也必然会风光无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一旦这领袖式的村落精英不在其位，或“撒手人寰”，直接结果就是在无真正能人牵头做村落之事的情况下，由其他人来接替的不知所措，或无经验去予以应对的局面。由此，村落“非农”的工商经济便会随之一蹶不振，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是有其极大的可能性的。任何事物从来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好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乡村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例外可言，因此任何急迫地要用一种办法和一条原则去改造乡村的努力最后也都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不论是一种积极心态的乡愁论者，抑或是消极心态之下的悲观而放弃希望的乡愁论者，实际上都可能是在走向一种乡村发展路径和模式上的极端化，而一旦极端，也便少了一种包容，少了一种对于自己行为的克制之心，因此便会盲目地向自己所预设为真理和正确的方向上持续地迈进，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一旦用力过头、过猛之后，就如过度去拉皮筋一样，使劲拉开的皮筋便会因为断裂而从一端缩回到了另一端之中来。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一种极端的想法往往并不令人可信，特别是对于由多种多样心灵所组成的，自身可以变动且不确定的社会而言，情形更是如此。而中国传统智慧的那种居两端之中的“中庸之道”反倒可能会真正把握住一种文化逻辑的真理本质。这里所谓的居两端之中的“中庸之道”，并非是指固定于某一两端之间的中间点，而是包含着从一端向另一端慢慢滑动转化的不断自我调适的过程，在此过程之中，也便意味着一种不期而遇的创造性改变或者创造性转化的可能发生。

应该清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种“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所发生的并给亿万人民带来极大福祉的大变革。它自然不是一种纯粹的从左向右的大逆转，而是居于左右其间或其中的一种包容性发展和社会改变。而如果离开了此种包容性且居于左右之间的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就自然不会有今天这么大。搁置“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就是一种放弃了走向极端的道路选择，而“两手都要硬”的社会治理策略的隐喻性表达，也是不走极端的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或智慧呈现。乡村的改革同样在走或者至少在改革之初是坚定地走了一条中间之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掷地有声的政策性的口号，激发起了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的行动热情以及自身潜在能力的发挥，而与之相对应的“共同富裕”的口号从来也没有因为实实在在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予以放弃。在种种的政策调整之中，人们都在试图去选择一条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是在这样的不断选择之中走出来了一条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

回归农民的自主性

在这中间道路的选择之中，农民的自主性参与和发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这种自主性实际上是跟一种带来改变和转型的创造性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真正地参与其中，自己去寻找跟外力的合作互惠的可能，从中发现自己的长处和优势，而非一种外力的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在这中间，交往双方的任何一方如果失去了自主行动的动力，那么所谓的良性发展都必然是不会成功的。

回想一下那些当年创办乡镇企业的第一代的先富起来的创业者，有谁不是穷则思变，困境中求得一种突破，由此而冲出村落社会的封闭，到外面世界去寻找种种可能的发展机会，在城市工商业的夹缝和边缘地带，在城市人的不屑一顾和白眼排挤之中获得了自己日渐长足的一个生长空间;反过来，那些第一时间未曾参与其中，未曾主动到外面环境中去寻找资源以及解决自身问题的，便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潮流迅速地抛在了前行队伍的后面。在这方面，所谓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机遇把握能力的差异是可以形成一种鲜明对照的，后者往往就是因为不去主动自觉地参与改革发展，而失去了其最佳的发展机遇，经济上落后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去，那么，一种农民自主的创造性才可谓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只有这种不断涌现的创造性，才是真正可以带动传统乡村文化有一种面向新时代的新转变的前提，否则，不论是正向还是负向的乡愁意识，其所引导的乡村改变都只可能是一种外加上来的力量，是农民不自觉其因何而要有所改变的一种差强人意的硬性改变，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变革。显然，这些做法都只可能是作为旁观者的一厢情愿，各持己说，却又要强力去推行此说的一种盲目的行动而已，跟在地的乡村里的农民的所思所想难于搭上一个真正可以有彼此交流的边界。

或者也可以说，找寻到农村发展之中的真正行动者而不是旁观者才可谓是全部问题的关键。而以行动者主体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才是乡村在未来发展上最为重要的关键所在。因此，文化转型便是一种基于行动者主体而言的制度转型，它包括了人们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引发的也是整体性的制度模式的转型。其中最核心的是要看到乡村在自身发展上的主体性的参与程度的高低，积极的参与相比消极被动的参与要意味着有更大可能的转变与转型的发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文化转型上的真正挑战显然主要不是来自于一种传统的人地矛盾的那种挑战，这种挑战实际上是可以不断地激发起以种田为生的农民的积极性而加以克服的，诸如农工相辅、农商相辅的种种应战之后的乡村问题的解决办法和途径。在此意义上，对乡村的农民而言，挑战恰恰意味着是一种机遇，由此机遇而去行动起来，使所处的局面发生真正的改变，实现自身对于当下困境生活的超越。

或许一种真正无解的挑战是来自于城市化浪潮对乡村生活世界的吞没，它实际上是将乡村文化生活的脉络彻底予以铲除，生活因此便没有了一种根基，这根基对于乡村之人而言，那就是赖以为生或者借以作为自身生活存在象征的土地，而一旦土地没有了，那任何的挑战带来的只能是绝望，而不可能是其他。也许，在乡村文化的发展中，土地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所有问题的底线，所有的文化要素都是借由土地的存在和拥有而被生产出来的。因此，没有了犹如“命根子”一般的土地作为保障，乡村的振兴也就将变成一种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问题追求了。由此全部文化要素发挥作用的场景都不复存在，那么乡村的振兴，或者更多意义上的一种文化振兴，也就只可能是一句无的放矢的自言自语，没有了具体予以落实的真实的振兴空间存在。

土地才可谓是农业文明的一个生态场景，一切文化的运行都会因为土地的存在和拥有及其耕作收获才会有可能真正发生，否则便只可能是一种由概念到概念的空洞的讨论和说教。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也是基于一种困扰中国发展的土地制度的重新调整，之后才有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跻身世界的经济腾飞以及对于其他行业发展而言的动力刺激，这是真正启动了“中国富起来”进而“中国强起来”的一部大马力的发动机，是带来中国乡村文化转型的第一步，也可谓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但这根本还是一种文化上的转变，也就是因应中国家庭乃至家族文化的转变，人们在亲缘关系的基础上重新创造和再分配资源，人们也因此而得到了实惠，既有“改革红利”分享，也吃饱了饭，同时而有了在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改观。换言之，对中国农业文明而言，其文化的根基恰恰是在于亲属制度中的“家”观念对于人伦关系的建构和维持，同时也是一种差序性互惠互助体系的构建。如果能够切实理解此一文化上的独特特征，自然也就理解了一种文化变化和转型所可能来自于的方向和源头，那就是土地制度和家庭制度的相互配合而生发出来的一种强大的合力，由此才会有作为副产品的经济生活的真正繁荣，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一种由此而来的文化上的大繁荣。因为，纯粹的经济要素是无法从整体性的文化之中专门分离出去的。文化的这一基础及其自觉的转变才有可能带来其他各方面的改变，也才能成为其他要素改变其功用的动力基础或来源。

因此可以概括地说，对于中国乡村社会而言，土地和家庭这两个文化构成的要素必然是至为重要和关键的。显然，没有了土地，村将不村;而一旦没有了家庭，村亦将不村。在传统的时代之中，我们的文化近乎用尽了其全部的意识形态功能建构起家庭以及由此而延伸出来的家族观念的至上性、至尊性和无可取代性。包括父系继承、“孝道”观念以及“三从四德”之类的社会道德教化的观念与实践，其核心的目的无一例外地是要将种地的农民真正能够安抚在广袤的土地上，能够安抚住守护土地过日子的农民，也便是守住了真正能够维护乡村文化和乡村秩序的一批人。

即便是在此一过程中有人偶然离开了此一文化的氛围，但只要是有机会回返，那回返的目的地一定是自己在故土的家庭，所谓“衣锦还乡”，所谓“叶落归根”，这些对每一个农家子弟而言都属于其内心之中最具有崇高的社会与文化价值的追求和满足，而对此的推崇，也无形之中造就了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即基于一种家庭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对于土地的依赖。而在这种稳固的家庭观念之上，其他方面的制度文化也完全是为着家庭制度而服务的，由此而使得乡村的家庭既充满了一种生产的张力，也充斥着一种再生产的活力。由此，从一种家庭结构的改变而发生的乡村文化的转型，也就真正成为了乡愁中国最可能会去表达的一个向度。与此同时，家的观念便又和国家的观念之间自然的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联动模式，使其必然成为了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一种文化大转型的根本和枢纽。

编辑：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