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丨路璐 李嫣红：留住乡愁：记忆理论视域下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高歌猛进，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格局逐步瓦解，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强势的、具有现代性特点的城市文化面前逐步衰落，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趋势日渐凸显。2017年中央出台的一号文件中指出“培育宜居宜业特色村镇”，强调要加强对特色村镇的环境风貌、基础设施等的建设。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实实践问题。在当前城镇化发展中应重视特色村镇的保护与发展，努力打造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将特色小镇与乡村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保护作为物质载体的实体建筑，保护特色村镇中的生活记忆与交往记忆，促进特色乡镇中昨天、今天和明天不同时间的记忆融合，主动留住“乡愁”。

一、记忆理论崛起与特色村镇保护

在2013年的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要求大家要以保护自然为基本原则，充分利用生态环境打造新型城镇化，努力做到城市、人、自然的和谐共处，保留好自然层面和物质层面的东西。“记得住乡愁”是指历史文化层面、精神层面和情感层面的东西，要保护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

什么是乡愁（Nostalgia）？理解乡愁，要从当下现代人的境遇出发。传统意义上的乡愁指的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对故乡的思念，现代性的乡愁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王一川认为，现代乡愁是指身在都市的人对于飘逝的往昔乡村生活的愉快、伤感或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伴随或多或少的浪漫愁绪。邹广文认为，乡愁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它是一种我们每个人在今天都普遍体验，但却难以捕捉的情绪。高丙中提出现代的“乡愁”概念来自于情感和理性的疏离。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所谓“乡愁”已经不仅仅是空间距离造成的思乡病，而是代表了一种在浩大的城市化浪潮中，乡土世界全面失守，那些从乡土世界流浪出来的人们注定无法安置自我情感的悲剧体验。城市生活是快节奏的，当城市生活无法满足人们内心情感需求而产生失重感时，人们便会对传统的乡村生活产生怀念和依恋之情，这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乡愁便愈发浓烈，所以说，现代性的“乡愁”是一种主体反思、记忆、感知的文化现象。在个体与历史的互动中，活跃在历史深层的情感、记忆、反思得以展开。从当下社会看，人们既享受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便捷，同时依旧对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表示认可，这使人们的精神家园得到满足。在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下，城市变得愈发的繁荣，而作为传统文化和乡愁情感载体的乡村、小镇却日趋凋敝，一些传统的文化景观逐渐消失，现代人精神家园缺失，“乡愁”便随之产生。

全面理解乡愁，还需把握“记忆理论”在人文学科话语场强劲的话语势头。记忆理论的思想背景是冷战的世界双极构造的终结，民族主义的高扬，民族的传统作为建构社会认同的资源被重新审视。记忆研究源自欧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有关记忆的研究在多个学科领域备受瞩目，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从前记忆被简单地认为是人们对过往的事物、情感的集合体，新的研究认为，记忆的形成是一个可塑的、不断改变的过程，与当下紧密相连。学者王晓葵认为，“记忆是人们从过去发生的无数事件中，基于现在的想像力对特定的事件进行选择、唤起、并通过表象化的操作重新建构的行为。”记忆研究已渐成蔚为大观之态：“记忆研究已逐渐从分析近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扩展到近代社会文化的整个领域，并为解释当下的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法。记忆具有身体性和主观性的特征，为了避免记忆研究的平板化和定型化，需要综合多学科视角，开拓新的方法。”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个人。这与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论相吻合，推动了社会记忆论研究。所谓“集体记忆”是指地域、学校、宗教、政党、政治结社、阶级、阶层、民族、世代等集团的共同记忆。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首次对“集体记忆”进行概念性描述：“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有关集体记忆理论应用的著述题材丰富，成果颇多。实证史学向心性史学的变换，促使每个个体都有责任去追忆，并从归属感的获得中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与秘密。

集体记忆紧密联系着文化记忆，扬·阿斯曼他在《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一文中指出，文化记忆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独有的重复使用的文本、图像和礼仪，通过对它们的‘维护’，这个社会和时代巩固和达成关于自身的图景”，它主要是集体共有的与这个时代过去和现在相关的知识，相对于不同的时代，它具有独特性，相对于主体它具有一致性。阿斯曼夫妇梳理了与记忆有关的各种理论及相互关系，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成为学科交叉研究的对象，联接了“社会学”、“文学”、“文化研究”等各个方向。文化记忆一方面通过知识储存使一个群体意识到自身的整体性与独特性，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储存的知识选择性地与当下的事物进行重构，从而发挥作用。一个社会通过保持文化记忆，不但向自己呈现，也向他者呈现。过去的哪个部分在该记忆中被凸显，哪种价值在其身份征用中呈现出来，都可以向人们反映这个社会的构造和倾向。

文化记忆理论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诺拉的记忆之场。国旗、纪念碑、历史遗迹、国歌、纪念日等是经典的文化记忆意象，建构文化记忆的典型情景是人们在特定的纪念日来到某个纪念地举行纪念活动。这种在特定时间、空间举行的活动就是一个记忆重构的过程。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节点，就是“记忆之场”。“记忆之场”具有“物质性”、“象征性”、“功能性”三个特征，诺拉并没有详细叙述这三层特征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某种如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等实际存在的物质或场所，通过人们的想象和建构而被赋予独特的意义，从而成为“记忆之场”。倘若一个物质性的场所它只是简单的存在，而不被赋予任何象征性的意义，对当下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那它便不能被称为“记忆之场”。总之，诺拉发现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对建构文化认同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于是主张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来更好地建构珍贵的国家民族记忆，找回群体的归属感。

按照诺拉的看法，历史学家就是防止历史仅仅成为历史的人。记忆之场成为召回民族记忆的幡旗。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村镇逐渐被主体赋予了空间的情感、想象、记忆，这些共同的记忆构成了记忆之场。特色村镇具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可以作为现代人寄托乡愁的记忆场所。“留住乡愁”首先要求保护作为“乡愁”载体的传统村落，并传承孕育于传统村落中的乡土文化。另外，从乡愁主体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城市人、城郊人以及暂住城市的农村人，这些人的乡愁共同载体主要为传统村落自然、文化和社会要素，包括自然风光、乡土民居、特色文化、传统习俗等，它们能够寄托乡愁。因此，“留住乡愁”的关键在于传统特色村镇的保护，包括传统村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传播。

二、两个维度：保护文化记忆与打造创新引擎

特色村镇是历史形成的，具有深厚、独特的传统文化底蕴，能够较好地表征村落文明，维系历史传统，一方面，特色村镇保护是在传统村镇不可逆转地衰落的情势下，维护传统乡村文明的可行性策略；另一方面，在现代语境里，特色村镇经过“记忆之场”的当代化改造可以重新焕发生命活力，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保护文化记忆：乡愁是最深层的驱动力

特色村镇的发展需要将乡愁记忆作为内在推动力，通过适宜的策略来维持活化独特资源与现有环境，即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尽力保护现存的能够唤起人们乡愁记忆的乡愁文化资源，与此同时在允许的范围内利用乡愁文化资源开拓创新，为村镇的发展寻求新的机会。我们在保护中会遇到一连串的问题，例如，我们该如何既要保护特色村镇的历史文化，同时又不阻碍其未来持续发展？如何平衡特色村镇保护与城市化发展的脚步？总之，乡愁是最深层的驱动力，保护文化记忆是我们保护特色村镇最灵活的衡量标准。

留住乡愁，首先需保护作为物质载体的实体建筑。村镇建筑不是旧书页中的抽象描摹，不是学者的理论神龛里供奉的久远记忆，而应该是活生生、真实可感的。正如学者张松说的“建筑应当成为历史，并且作为历史加以保护。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纪录!”很多地方不惜毁掉原有的旧式村落建筑格局，花重金打造充满文化赝品气息的仿古建筑，是错误而愚昧的方式，这种仿旧的新建筑充其量可以引起旅游者片刻的文化消费兴趣，却无法真正释放人们的乡愁。

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认为：“在任何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从实体保护看，小到街角巷口、村口大树、小桥水井等，大到街道肌理、历史古建筑、自然风光等，都构成了小村小镇独特的记忆坐标系。对这些资源的保留和保护既能唤起寻根之情，还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拥有自豪感和归属感。不应忘记，记忆的本质正是建构身份、实现认同。

其次，还需要保护特色村镇中的生活记忆与交往记忆。物质载体与乡愁的结合，往往还会显现在生活记忆与交往记忆中。Assmann指出，“文化记忆构建了一种“空间”，将日常行事和习惯风俗（摹仿性记忆）、对包括建筑在内的各种物的记忆、和人与人的交往记忆，无缝对接在这个空间之中。”生活记忆与交往记忆往往体现为小村小镇中的民俗事项与风俗文化，构成了该村镇的鲜明个性与村镇记忆，是不断延续、形塑小村小镇共同体至关重要的文化载体，比如农事禳灾、祈雨仪式、驱傩逐疫等等，它有可能让每个“局内人”与“局外人”形成“我们感”，从而达到保护村镇的目的。

学者刘铁梁就以太湖南岸的湖州农村在生态保护与防治水患的村落规范与集体合作为例，对此作了生动的书写：

“平时，所有村民都有保护堤坝之责，不准在堤上放牧、割草、挖泥。筑堤时要推举领头和压尾的人，前者的泥担上插三角红旗，后者担上插绿旗，挑担队伍前呼后拥，鱼贯而进，蔚为壮观。洪情发生时，由村民组成几班队伍，昼夜沿堤巡逻，并通过敲“太平锣”和“报警锣”向村里人报告情况。一旦“报警锣”响起，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向锣声方向集结，人人竭尽全力，抢险保塘。”

文化记忆中最宝贵的部分，就是建立在生活与交往记忆基础之上的村镇组织制度，在人们的交流之中不断地融合发展，最终成为以建筑形式保留下来的文化集体记忆。保护生活记忆、交往记忆恰恰是保护了一种乡村内生式的文化发展。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高歌猛进，乡村一方面面临着“空心化”、“乡村性”趋弱的问题，另一方面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村还面临外来资本进驻、外来主体进入，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有丧失之虞。具有明显“地方性”的乡村性文化逐步让位于外来主体所代表的“现代性文化”。保护日常记忆与生活记忆可以解决乡村从“外部推动”转变为“自身主动”的发展模式，主要由发展地区内部来推动和参与，充分利用发展地区自身的力量和资源，尊重自身的价值与制度。

此外，保护文化记忆，还需要促进特色乡镇中不同时间的记忆融合。“过去”是通过当下人们的指涉、选择才产生意义的，深入思考当下与未来，过去的记忆才会焕发出新的生机。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大力发展乡村资源，建设了一批精品示范村，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处理好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记忆关系。例如江宁观音殿村通过一番建设改造，一方面，尽可能地保留了村庄的自然形态、乡土气息，将过去农村的一些记忆符号，如村口大树、老井、池塘等保留下来，生动地展现了江宁农村的原始风貌。另一方面，面向当下与未来，把现代元素融入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打造大陆首家生态泡泡屋；开设三吉沙画、泥旦旦的小屋、老潘茶馆等一系列主题民俗馆；引入各类创业项目、品牌等等。这里不仅仅是过去的堆砌，更多的是乡村文明发展的呈现。乡村文化不再是存于生活之外的厚重历史里，而是告诉人们“生活本身就是文化”。

（二）紧跟时代，打造与时俱进的创新引擎

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我们不得不追问：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究竟维护什么？保护小村小镇并不一定只是完全承袭旧时的规范与风俗，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具有与时代共振的文化感，善于推陈出新，取其意而忘其形。

创新来自于积极开发与灵活组合其内在的乡愁文化资源，将特色村镇的传统和特色转化为转型发展的基础和优势，科学地引导小村小镇的创新发展。首先，对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典型的、广泛应用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活动进行深度挖掘，如传统技艺、传统礼仪、各类土特产品等等，这些特色资源是最能唤起人们乡愁记忆的载体，具有开发、创新的价值。如无锡市的紫砂壶是典型的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地理标识性，可以建立以紫砂壶制作为主题的特色小镇，以活化的文化遗产建构可以承载文化记忆的特定空间。

其次，要为这类能够唤起人们乡愁记忆的产品、活动提供政策层面的支持，通过活动的开展，使承载着乡愁记忆的产品实现可持续发展。拿古镇周庄来说，周庄古镇曾举办过多次国际旅游节，并在旅游节期间推出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向不同的人群展现不一样的周庄古镇，举行水乡婚礼、摇快船、划灯等一系列别样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都经历了数百年的沿袭，既完整保留了它们自身的俗制，同时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为自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再次，要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来提升传统特色产品的品质。江浙的很多传统行业，如酿造、陶瓷、丝绸等，都将乡愁作为一种创新发展资源，给小村小镇带来独特的生机。例如位于苏州市吴江区东部的震泽镇，栽桑、缫丝、织绸，丝绸文化已成为了震泽镇的文化地标。在2016年10月，震泽镇被列入住建部首批127个中国特色小镇名单中，震泽镇以其悠久的桑蚕文明成功申报了丝绸小镇。震泽镇更力将散落在古镇、古街、古宅中的蚕丝记忆串联起来，利用小镇独有的桑蚕文明打造了集农业观光、旅游经济、美食体验为一体的产业链，使小镇重焕生机。

最后，创新还离不开城乡文化之间的融合，通过文化记忆与乡愁需要再造文化空间。从本质上说，乡愁是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其实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情感抒发或宣泄，城镇记忆成为由现实环境所引发的对城镇空间某些不足的补偿和调适。情感是流动的，也是有能力再造文化空间的。正如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恰恰是离开故乡凤凰多年后，经北平上海等大城市风物熏染后，在记忆的回望中重造了主客体交融的“故乡”，即一个再造的文化空间，也就是家乡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物质空间，更是心灵的休憩之地，在剧烈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在生活中如果没有精神生活空间的慰藉，失落、彷徨与不知所措就会接踵而至，家乡的记忆也会受其影响。所以，在现代化的车轮不断向前中，我们要在创新中找到解决家乡记忆与归属感的方式，解决记忆中的故乡与现居的大都市之间的平衡。例如，许多台湾阿美人进行的迁徙，他们从台湾大社会的边陲移住到桃园或台北，并形成自己的小区，但同时他们并没有割断与原住地的联系，每逢重大的节日常常两地往返。这使得阿美人的文化形式在两个地区融合互补，并创造出新的形式，阿美族的案例呈现了人与土地的特殊关系与人们对于地方归属感的认同，是一种有创新精神、饱含文化记忆的“两地社会”

三、保护与发展特色村镇的三重具体途径

第一重途径为提取意义，为保护与发展精准规划路径。

提取意义，需准确理解文化记忆，从记忆理论中我们发现记忆是选择，即记忆是人们从过去发生的无数事件中，基于现在的想像力对特定的事件进行选择、唤起并通过表象化的操作重新建构的行为；记忆联系着主体的当下，因此文化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简单储藏，更是一种主体性行为，是人们基于自身在特定环境下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赋予意义的主体行为；记忆是变迁，文化记忆持续重新建构，“值得记忆的”不断被选择、唤起的同时，相反的事件则被排除、隐瞒。而文化记忆的终极目的是赋予过去的历史以意义，文化记忆所创造的空间是给人以认同感与归属感。

在理解文化记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保护与发展的意义，首先要沟通历史与当下，在留住乡愁与特色村镇保护中，“没有什么记忆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过去，留下来的东西只能是‘每个时代的社会在其当代的参照框架中能够重构的东西’。文化记忆通过重构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总是把它的知识联系于一个实际的或当代的情境。”。通过不断重构而发挥作用的文化记忆，总会把她的内在知识联系于实际或当下的情景中。我们保护与发展特色村镇，留住乡愁是为了当下，不是为了让历史的遗迹继续留在少数人的神龛中。记忆不是虚幻之谈，而是文化自信、城乡复兴的源泉。简而言之，关于文化乡愁与历史记忆的讨论，对于特色村镇的保护研究，都是为了探寻更美好的未来。

其次，保护与发展的意义来自于统一家国记忆与地方感。对个体而言，文化记忆促使每个个体都有责任去追忆，并从归属感的获得中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与秘密。从当下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看，文化记忆与留住乡愁是给每个中国人以家国意识，给阶层日益分化、传统的族群、社群分崩离析的原子化社会以最大公约数的向心力。有了这个整体的把握，我们就知道保护与发展特色村镇的终极意义与原则，它并不是为了“消费”历史，而是整合社会，格尔纳说人类是依靠社会之网生存的，家国意识正是赋予当下中国每个普通个体以生存的意义，因为家国意识获得关于“我们”的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意识，通过一种肯定（我们是谁）或否定（我们不是谁）意义上的认同决断得到界定；家国意识是规划路径的总原则，如果没有了统一的家国意识，各自为政的特色村镇景观规划在整体上会给人一种“碎片化”的历史记忆感，成为光怪陆离、逻辑混乱的大杂烩。

当然，家国意识并不意味着特色村镇的保护与规划要是千人一面，整齐划一的，恰恰相反，这种家国意识的获得要靠原真性景观的地方感切实体现。文化景观基因有助于“地方感”的建立，“地方感”反映出了人们对于某种环境的依赖和认同，是“乡愁”的来源之一。保护特色村镇的景观基因就是要保护挖掘古村古镇所独有的历史文脉和乡土记忆。比如，湖南湘西的凤凰古城其独特的景观基因是具有浓郁苗族建筑特色的“吊脚楼”；浙江省的建德新叶古村以其独有的明清古民居建筑而闻名于世；被誉为“红色古村”的江西吉安坡下村，其景观基因就是距今有百年历史的“坡下古街”。这些传统的特色村镇，都必须围绕文化景观基因进行有效保护。依据这特有的地方文化基因，修缮、建造相应景观，这是保护特色村镇的可取之道。

第二重途径为聚焦空间与人，培育适应文化记忆空间的主体。

正如列斐伏尔、索贾（Soja）等空间学者所提倡的，空间与人密不可分，空间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文化的建构，空间也是一种主体的表征。从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学术研究积累来看，我国特色村镇的成果突出表现在乡村社会空间的再生产，如乡村的环境、空间景观、基础设施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些发展较好的乡村甚至已经逐步迈上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外在空间是骤然改变了，而世代生活其中的主体又是如何感受的呢？如何在文化空间建构中尊重主体的记忆与改造的能动性尤为迫切，而村镇文化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适应空间生产主体自身的生产问题是首先要注重的。

首先，重视文化记忆空间中的主体，意味着选择一种内生式发展的道路。亨利·明茨伯格曾就“发展”这一主题提出问题“无论对于国家还是领导者而言，是不是已经到了内生式发展的时候了？”乡村结构具有多样性，过去的乡村发展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略了生态环境、居住条件、乡村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建设，是一种单一化的发展。内生式发展模式倡导国家、政府在进行项目开发时遵循五点原则，即（1）社会大众应该平等地享受社会发展成果；（2）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应引入居民参与；（3）对于进行开发的具体行政手段必须加以强化；（4）对于基础设施进行城乡统筹配置；（5）环境保护要彻底。这正是近年来特色村镇“内生式发展”思路的具体延伸，乡村发展逐渐由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为本”的内生式发展模式。

其次，注重多重主体的协同保护。特色村镇的保护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特色村镇保护和发展的主体由三大块构成：政府、专家、村镇居民。三者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专家起着关键作用，居民具有基础作用。政府应该秉持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科学规划，依法行政，从政策扶持、资金投入、舆论宣传、绩效评价、监督管理等各方面，全方位支持特色村镇保护和发展这项文化工程。尤其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全国人大已经把包括地方文化保护的立法权等三项立法权下放给省级人大，各省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完善保护发展地域的传统的文化的法律、制度。这是特色村镇的保护和发展事业的一个历史机遇。专家的关键作用表现为其智库功能，并可以作为枢纽，连接政府与农民，例如南京农业大学的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在江苏特色村镇保护上就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参与保护与发展的规划设计、精准建言建策；清华大学设立专门的团队深入古村落进行调研，并对村落保护提出细致的保护措施。

尤其要聚焦村镇居民中新型农民的培养。新型农民是与传统农民相对的概念。与传统农民相比，新型农民具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基本素质，而不再仅仅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特色村镇的发展建设离不开新型农民的培养。培养新型农民可以使传统农民摆脱听天由命、自给自足的观念，树立起积极的、现代性的市场观念；主动地推动村镇经济建设发展，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而村镇居民，他们是意义的缔造者，尊重主体是一切保护工作的首要条件。浙江、上海不少地区在村镇民宿旅游中有效地培育新型农民，形成了农民“离土不离乡，打工不进城”的局面，使村镇既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还保持了传统村镇特有的生活秩序和邻里关系，吸引了大批本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回流到乡村，成为掌握台前与幕后文化展现的“守门人”。我们的乡村从来不是封闭的存在，它是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样两条轨道将村庄与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新型农民正是在这两条轨道架起一个沟通的通道，推进了特色村镇的发展。

第三重途径为注重新语境中新的手段，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需适应新媒体时代文化记忆保存的新模式。

首先，新媒体数字时代为特色村镇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便捷，为文化记忆的发展、传承、储存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在新媒体时代，特色村镇的文化记忆是有传承与传播双重功能的：传承是指文化的时间性移动的概念，传播是文化的空间性移动。互联网为大家创造了一个广无边界的交流空间，文化记忆则创造了一个跨越时空的交流框架。可以说，在与数字媒体的结合中，同时代人共有的“经验记忆”逐渐转换成由媒体所建构的“制度性记忆”。

以传统村落为例，数字化保护已经成为潮流，例如清华大学研发的“传统村落”APP是互联网与古村落新的跨界尝试，APP内涵盖了全国2555个传统村落的基本信息，包括村落位置坐标、上传图片、评论评分、报警等多个功能，尤其是报警功能可以在村落遭遇毁坏或紧急情况时及时向平台提供报警信息，采取补救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古村落的安全建设。又如近来推出的村落保护项目建设“基于大数据架构的中国古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云服务平台建设”，该项目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将传统古村落的信息进行数字化采集，并将其整理、分类、检索、标注，有效地为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云平台。

其次，新媒体使记忆虚拟化，文化记忆不再局限于口述与文字，互联网使之与世界接轨，逐渐变成了多元化、无限化、自由化的全球化记忆。“新媒体在文化记忆保护中为记忆脱域提供了可能条件，使得现场不再意味着唯一与权威，记忆地点在概念上产生了颠覆，转变成为一个有着私人性与公开性的双重虚拟空间。”例如四川“古村之友”，它的创始人是从当地考上北京大学的汤敏，大学毕业以后汤敏回到家乡后河村，创建了“古村之友”———全国最大的古村落保护志愿者网络，创立至今，志愿者的队伍已扩大到了10万人次，遍布全国多个省份、市县。“古村之友”之所以成为具有影响力的鲜明个案，在于它把村落记忆的保护从一部分人扩张到全国志愿者，使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边界模糊，实现了特色村镇保护从局部地域走向全民文化空间的公共领域。

在虚拟化记忆的基础上，新媒体也使文化记忆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了文化重构。范迪认为，在数字化时代，技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回忆的塑造进程，数字化、多媒体化以及“谷歌搜索化”可能重新定义长期以来被保存在大脑和模拟介质（如照片、日记或家庭录像）中的记忆。在虚拟空间里时，记忆的社会功能在网络化的、散布式的特征中得以再度发挥，这使得互联网对记忆的塑造起到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家谱是传统宗族社会父权制的标志，也是传统村落家族的系谱图，在互联网中构建虚拟的“互联网 家谱”新模式，顺应了时代，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寻根问祖、探寻家风家规以及网络祭祀的便捷平台。在“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村落的新家谱撰写不是为了维护父权与宗法，而是通过新乡贤激活传统村落记忆，提升家族认同、乡土认同，进而上升为国家认同。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重构。

此外，新媒体中的文化记忆具有自发书写性与“共建性”。新媒体重塑了记忆，重新解释并传播著名的村镇、民俗与历史典故，同时这个重塑是由草根民众自发书写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是用户生成的意思，指用户通过互联网将原创的文字、图片公开上传，与其它用户分享。在传统村落保护中，UGC为新媒体传播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村民利用微信、微博、博客等各种平台将图片、文字、视频等多媒体素材上传到网络上，以现代化的全新的形式书写集体记忆。又如，在特色小镇的保护建设上，可以充分发挥新媒体的自主性、互动性、传播迅速、大容量的优势，为特色小镇设计其独有的微信公众号、微博、APP等，加强对内对外宣传，实现局内局外人的互动互通。

编辑：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