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丨王敏 罗志伟 方彦圳 杨晓婷：面向数字技术的乡村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等的广泛应用，通过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与重塑社会生产模式正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有关数字技术的研究在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和电子通信等领域得到广泛讨论，关注技术运作的内在逻辑及应用实践、数字技术与经济发展、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融合等。类似地，数字技术与地理学的知识谱系也具有深刻的关联。从计量地理学开始采纳计算机技术进行统计分析和建模，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理信息系统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早已成为地理学知识生产与研究的重要工具。随着后现代地理学研究的兴起和“文化转向”，地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地理学与数字技术间的关系，一方面运用地理学思想来理解数字技术的空间性与社会性，另一方面在探索数字技术如何介导空间的生产并改变日常生活。

随着数字技术作为空间治理手段在美国、英国、荷兰等兴起与发展，并在亚洲国家如新加坡、印度、韩国等地被推广和应用，近年的西方地理学出现“数字转向”的趋势。一方面，学者们主张在数字技术介入的区域中，个体既是数据来源，又是响应节点，通过控制软件和算法来优化城市治理，专注于空间建设的硬性领域，讨论信息和通信技术硬件设施系统布设，认为大数据能够更好地反映区域现状和预测区域发展，让管理者实现全面又实时的评估、管理和响应。另一方面，与前者相比，学者们主张数字技术参与的区域治理是以技能、制度和政策等开展的，强调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治理技艺，关注社会层面的软性领域，讨论个体参与、治理制度等议题；强调数字技术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知识的生产和管理方式，需要鼓励知识的培养，专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设计和运作；认为数字技术介入与社会治理的参与度、透明度等质量相关。综合硬件措施和软性治理领域，数字技术对“地方”或“空间”的影响仍然是富有争议的议题。因而，地理学与数字技术间的复杂关系被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化，强调要将数字技术与更深层次的社会空间问题相联系。

在中国，2014年八部委就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将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等地，已响应国家号召推出了智慧城市相关的发展规划。换言之，数字技术已成为中国国家未来区域治理的重要力量。在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目标在于到2025年要培育优质的农村电商产品品牌，日渐完善乡村的数字治理体系，到2035年要达到城乡“数字鸿沟”的大幅缩小和农民数字化素养的显著提升。截至2020年，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22个省份已相继出台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乡村发展政策文件。然而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起步较晚，虽呈现出较为迅猛的发展态势，但仍存在地区、城乡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加快数字技术和产业的创新性发展等策略被不断提出，中国部分乡村地区已兴起了运用数字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和优化社会治理的热潮，致使乡村地区的社会空间关系正经历着被数字技术所调节的重构。然而，目前学界关于数字地理的研究集中在城市地区，国内的研究主要关注大数据和信息通信技术支持的城市治理模式，或探讨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和社区智慧治理设施建设，关于乡村地区的讨论仍有待深入，同时对于数字技术的社会文化特性关注较少。因此，讨论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文化间的复杂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将有助于弥补国内人文地理学对于数字技术反思的不足，又能促进数字技术有效有序地嵌入乡村空间之中，实现乡村振兴与数字技术的良性互动。

基于此，本文将通过梳理数字技术地理的研究理论演化，探讨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社会文化地理的重要价值，介绍面向数字技术的乡村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相关议题，从空间治理、地方营造和时间性的视角总结面向数字技术应用的社会文化地理主要研究路径及其未来展望，以呼吁学界增加对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文化议题研究的关注，以期为乡村振兴的进一步深化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数字技术地理研究与乡村发展

数字技术地理的理论演变

数字技术与地理学相关联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研究议题的演变受到技术哲学发展的影响。工业革命后，技术的本体论受到欧洲哲学家的关注，恩斯特·卡普提出了技术的“器官投影说”，认为技术由人类身体功能延伸出来，以弥补身体不足，开创了探讨技术哲学的先河，这一时期哲学家主要基于“大机器生产”讨论技术问题，视技术为发展生产力的技艺，主要受到工程学和工业技术的影响，强调技术的工具属性。在这一背景下，地理学家主要将技术作为研究工具和方法，如将地理学与信息技术相结合产生了地理信息科学，开创了数字制图的先河，“3S”技术发展为地理学的“计量革命”和实证主义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随着现代大数据、机器学习、云技术的发展，为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数据源和技术支持，促使定量地理学研究范式发生转变。然而，这些研究仍然将技术视为可脱离于人类的客体，在人地关系的探讨中也更强调人类的主体性，忽视了技术的能动性。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成熟，其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致现代哲学对于技术工具论的批判。一方面，以后结构主义地理学为代表提出“关系性思考”，尝试消解人与技术的主客二分，将技术置于与人类相平等的地位，以凸显技术的能动作用，如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技术是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能通过实践与人类社会发生互动，产生社会文化效应，改变日常生活的空间；非表征理论认为数字技术不再是被人类所支配的工具，而是在身体与技术的邂逅中产生新的空间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类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背景下，开始将本用于讨论人类主体性的观点运用到技术分析中，如技术现象学将意向性、意向活动、身体知觉等运用到人与技术的分析之中，提出人与技术之间存在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等4种关系类型，以理解在数字技术的中介实践中人类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后人类主义则是将技术视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通过外在化和个体化的方式对空间不平等进行再造，技术的后果并不总是局限于人类最初所期望和能控制的状态，而是在不同文化与政治社会背景中呈现出多样性。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地理学不能仅仅将其视为被人类支配的工具，而且需要反思技术的社会文化特性，以理解技术嵌入背景下的人地关系重构问题，这使得数字技术的探讨从定量、计算的地理学领域转向社会文化地理学，产生了新的研究空间。

在过去30年间，社会文化地理学者广泛关注了数字技术自动化设备、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慧技术等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时空感知、体验和实践的重塑，认为数字技术影响了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日常生活实践已经与数字技术密不可分。算法、数据和代码渗透到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使人类身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数字回路”的一部分。数字技术并不独立于其设计者、生产者、使用者和载体而存在，其是在特定的文化政治中产生。总之，社会文化地理学者对数字地理相关议题展开了大量探索。在这之中，围绕城市空间的话题被广泛讨论，乡村数字的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议题同样不容忽视。

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

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乡村空间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尤其在转向后生产主义乡村背景下，乡村空间所承载的不单纯是适应生态环境以生产粮食、维持生计的功能，还混杂着其他非农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后生产主义背景下，乡村显然已经不能仅从城乡功能二分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主体、关系和意义混杂的空间。一方面，乡村内部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受到现代化话语的冲击，年轻劳动力外流、乡村社会关系瓦解和乡村文化认同缺失导致乡村性特征逐渐弱化，“乡村空心化”使得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人居环境质量下降，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乡村逐步成为他者的空间，乡村性成为社会话语建构或想象的结果，乡村商品化更多在满足城市化的需求，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态休憩的空间而非回归到乡村生产本身，导致了乡村日常生活节奏发生变化、社会关系功利化与复杂化、乡村景观的“去地方化”等问题，给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带来更大的挑战。

后生产主义乡村所面临的不只是农业发展的问题，还有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等外部性给乡村社会文化带来的重构问题，这要求乡村振兴需要关注外部要素进入乡村的地方响应，以提出相适应的政策。“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数字技术也正在重构着乡村空间。在生活上，数字技术不仅为乡村居民带来便利化、智能化的新生活方式，也正在重塑着乡村治理的社会结构、制度和组织，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技术给乡村治理带来新的治理思维模式，但也伴生着新的治理问题。在产业上，数字技术扩大了乡村产业的生产和消费链条，加强了城乡之间的流动性，但这也是乡村社会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呈现出以技术为中介的城乡互动和日常生活节奏。总的来说，数字技术并不是简单地嵌入乡村空间之中，而是一种以技术为中介的乡村人地关系重构的过程，技术文化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构成“人—数字技术—社会”的复杂系统亟需关注，社会文化地理对于数字技术的讨论为数字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面向数字技术的乡村研究议题与展望

数字技术与乡村的空间治理

长期以来，乡村地区的日常运作主要基于熟人社会网络展开，数字技术的进入必然消解熟人社会，数字技术与传统生活方式的融合使得乡村区域的运作日益复杂化。

协调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是乡村治理的关键环节之一。首先，数字移动平台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应用能缩小群体间的数字鸿沟，为村民提供日常村庄管理、情感互动、电子商务等多种功能，有助于缓解村庄管理低效、精神匮乏、深度贫困等传统困境。其次，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助推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区块链技术利用共识算法和智能合约的基础架构和计算范式，通过建立数字协议形成一套去中心化的溯源系统和共识机制，该技术特征能满足扶贫资源精准投放环节的需求。再者，基于大数据平台运作的乡村治理被认为有助于提升治理主体协同性，优化传统的治理逻辑。

然而，乡村治理的数字化由于不同群体间知识、能力和年龄的差异，有可能导致部分群体的边缘化。因而在应用数字技术进行乡村治理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可能形成的“数字排斥”。同时，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引起了学者对于数字技术背景下空间正义的关注，数字技术通过增强现实、万物互联、数据监控等方式的确能够在一些方面提升城市运作效率和应急能力，然而，物质上“数字鸿沟”的弥合并不意味着之前被分离的地区和群体也因此能够获得权力平衡。乡村社区由于ICTs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相对落后，而数字服务在城市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导致数字技术在西方乡村地区的渗透率远不如城市地区，进而演变为一种新形式的城乡鸿沟。另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主体博弈也为空间治理增添了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精英阶层通过算法来划分无摩擦的空间，以规避与其利益相冲突的主体的相遇，展现出“数字精英”群体拥有更大空间权力的可能性，意味着社会空间治理问题将会更为复杂。

总之，尽管多元主体在利用数字技术工具改善乡村治理环境，但村民对数字技术掌握能力的差异仍导致更广泛数字空间建设的包容性削减。因此，需要更多地探讨数字平台如何参与多尺度的村域政治，农村居民如何将其转化为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实践，以吸引其主动参与数字空间的建设。

数字技术与乡村地方性的重构

塑造地方身份和体验的过程和机制是社会文化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地方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也是日常生活体验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权力、资本、文化和政治等力量，借助地方主体的空间实践在推动着地方意义建构的变化，数字技术通过介入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过程来塑造地方性，同时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地方想象持续影响着地方意义的再生产，如搜索引擎对地方表征的引导。数字技术介入的乡村地方性营建，实际上可归结为是人、地方与数字技术共同进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流动体现着乡村意义、身份或关系的动态变化，不同群体通过在物理与虚拟空间建立社会联系，使地方文化叙事能够以跨时空传播或自下而上构建等方式进行生产与再生产。

数字技术正在重构地方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中国乡村社区的日常活动组织主要以当地所在村庄为基础，或分散在乡村地域空间范围内。在互联网和数字设备的干预下，新的社区性逐渐生成。由于数字技术为沟通、改善地方环境和加强社会联系等提供了良好的途径，因而重塑了村民的空间感知以及对邻里的地方依恋。如电子商务的进驻通过配置相关基础设施，重构了村庄的物质形态；农村移民的社会网络通过社交媒体得以建立和加强。

数字技术对乡村地方性的重构还体现在其对物质景观与文化意义生产的扰动。首先，近年来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在线平台的发展助推了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在互联网经济热潮下，涌现出大量的“淘宝村”。尽管相关数字技术改善了乡村的经济，但不同的日常生产运作方式往往颠覆了乡村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关系结构。其次，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其可溯源功能使得乡村农产品生产与流通过程，能以数据可视化的形式即时传递给消费者，一方面拓展了农产品的销售覆盖范围，另一方面给外来消费者提供了关注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窗口”，使得村域的地方性被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展演。再者，共享经济在乡村的推广也在引起村域的物质空间重构，数字技术的日常化应用在改变乡村社区的个体流动实践，通过减少高成本的风险流动来推动农村社区的福祉改善。此外，“淘宝村”的性别规范和社会分工、“网红经济”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文化生产、乡村文化遗产数字化对集体认同感与地方文化价值构建的作用等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

在地方营造话题上，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数字技术对于表征的乡村地方性，在非表征维度上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非表征理论与乡村研究在西方已有丰富的研究，主要讨论乡村的物质性、情感性和具身实践，在“再物质化”思潮下，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个体表达自我、凸显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数字产品和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商品生产背后隐喻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并且与乡村其他物质发生互动，对乡村空间中的数字技术及其衍生物质的追踪提供了新的地方性认识视角；在情感地理研究上，乡村被看作是情感性力量重塑人们在乡村的具身体验，而数字技术被认为能通过情感的生产协调人与技术的耦合，这就需要理解在乡村中技术是如何与身体相互交织，并激发了情感的关联。

数字技术与乡村的时间性

时间性研究认为个体实践往往受到多重时间节奏的共同影响。社会文化地理的相关议题强调了时间性对地方、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塑造作用，分析社会空间与日常时间性纠葛的方式，考虑时间的异质性如何影响空间的不均衡生产，呼吁重新考量日常生活如何处在多重时间中，被社会变迁的过程所塑造。时间性的视角将节奏、顺序、时间框架的生产置于特定语境，认为个体的时间体验与社会的时空变迁关系密切，有助于分析个体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空间背景互动的方式。随着数字技术日益塑造着社会时间结构，有必要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对日常生活时间体验的影响，讨论数字时代中时间的差异化生产如何与不同的社会空间背景相联系。

数字技术对乡村的时间性调节，首先可体现在数字技术兴起而引发的地方感知“时空压缩”。如乡村流出人群通过线上社交网络所提供的不受时空限制的情感支持，形成了跨地方的社交空间，为其维系与原乡村的社会性联系创造了可能。其次，互联网衍生的数字产品正在改变乡村青年人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不同群体的生活轨迹被数字技术所划分。而远程摄像机等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产生了新的耕作节奏，导致了村民日常生活时间结构的重塑。类似地，以电商业务为核心的“淘宝村”，其社会时间节奏组织也在围绕数字化生产而转变。

在乡村数字化进程中，日常生活节奏的重构既体现在打破城乡交流的时空限制，还体现在现代性与乡村性的混杂导致传统时间秩序的异化。尽管应用程序、软件和算法等数字技术增强了个体的时空流动性，但其也在试图控制、支配和异化日常节奏，通过一系列异质时间性的不均衡生产重新创造出一个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时间秩序。随着数字技术对社会时间调节能力的增强，乡村内部系统的时间性将面临结构性变化，如传统与现代生活节奏的冲突，及不同时间模式的差异化生产等。

基于此，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的紧密嵌入，使得其在乡村时间和传播实践的关系结构中呈现出复杂形态。虽然乡村性与数字技术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支配或异化了乡村日常生活实践，并创造了重塑时间结构的可能，但这些时间性议题又往往因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具有主体差异性。因此，需要关注到乡村内不同主体的时间感知，尤其是在发展轨迹和日常节奏方面的差异和变化，以明晰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时间所可能形成的正向或负向影响。尽管数字技术引发的时空压缩能够加强乡村的社会联系，使得村民间的时空感知距离不断缩小，但时空的不均衡生产与日常时间的异化也意味着部分人群可能夹在加速与停滞的不稳定时空里，从而导致新时间秩序下的边缘化问题。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梳理数字技术与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理论脉络，总结了数字技术在乡村研究中相关的社会文化研究议题，从空间治理、地方营造和时间性3个角度出发，来提出面向数字技术应用的3个路径。首先，数字化的空间治理，一方面能帮助弥补部分传统空间治理模式所存在的不足，协调形成新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嵌入治理实践的过程也可能导致新形式的数字排斥，让部分群体陷入权力博弈的泥潭，尽管乡村的治理结构在数字技术介入下得到优化，但同时隐含数字排斥的风险。其次，数字技术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工具，还浸染了个体对地方和空间文化意义的感性认识，引发了“现代性的悖论”，因此，需要在数字技术、身体和情感实践相互交织的过程中重新审视乡村的地方营造，关注人们如何在数字技术建构的社会关系中重新想象乡村。再者，数字技术与时间性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为时空感知变化、时间秩序重塑与时间化的数字实践，数字技术在调节乡村的时空组织，社会时间结构也在影响着数字技术介入的日常生活实践。

“数字乡村”是未来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战略之一，目前中国地理学界也开始关注到电商、网络新媒体、信息技术等对乡村空间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将技术视为被动的客体，忽视了技术嵌入乡村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响应。西方地理学对于技术的社会文化特性的反思有助于启发中国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不应只关注技术是如何通过政策手段自上而下地进入乡村，而应重视现代数字技术是如何与中国语境下的乡村性互动的。因此，在未来数字乡村的研究中，一方面需要注意不能将数字技术工具化，技术具有能动性，需要把握数字技术在嵌入乡村空间时的自我发展机制，数字技术在适应和重塑乡村空间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乡村地方特性的数字技术；另一方面要将数字乡村建设视为关系性嵌入，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地通过硬件和软件安装，将技术输入到乡村之中，而是同时带来了以计算机算法为主导的思维方式、以互联网社交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等，这些现代性的、赛博的文化与传统乡土社会相互碰撞产生的矛盾，数字技术作为中介正在重塑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得乡村呈现出新的人地关系特征。

在国家进一步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更多新兴的数字技术正在被不断地布设于更广泛的中国乡村中，其所引发的社会空间变革也需要给予更多的讨论。因此，本文呼吁地理学者要立足于中国乡村的发展战略背景，扎根中国乡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批判性地借鉴已有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发掘数字技术在本土乡村区域所可能导致的社会空间问题，为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深化提供决策支持。

编辑：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