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丨杨晓曦 张克克:价值认同视角下乡愁对乡村振兴的路径规训

时间:2021/12/8 10:28:23 作者:杨晓曦 张克克 来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阅读:807

摘要:乡愁是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纽带。乡愁的内生价值表现为对人类性的认同,对传统价值的重塑,对主体社会价值的衡量。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乡愁内生价值的错位源于个体二重性和社会二重性的价值失衡,它阻碍了个体二重性与社会二重性的恒常统一,而这个恒常统一既是激活乡愁内生价值的前提,又是乡村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因素。因此,要从个体与社会恒常统一于价值认同出发,通过引导乡愁中的价值认同实现正确排序,激活乡愁内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价值,推动乡村走向全面振兴,夯实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为了加快乡村振兴的建设步伐,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要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统筹谋划乡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注重协同性、关联性,整体部署,协调推进。”“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鼓励吸引各类人才以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因此,乡村振兴可以以党建工作为统领,用业已激活的乡愁内生价值服务于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建设事业。乡愁是一种格外深沉的情感,源于人类对家乡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家乡印记的强烈依赖。“在以人的依赖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人类的精神空间极其狭窄和片面,在那里,只有自然偶像崇拜、个人迷信和田园诗般的乡愁和怀旧。”这种田园诗般的乡愁是外部世界对人类心灵的投射,也是内部世界对于外部世界的感性加工,加工与投射的是个体层面与集体层面的全部内容。“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表明了社会发展是精神与物质的共同发展,从个体意义上表现为人的灵肉二重性; 从社会意义上表现为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二重性。个体二重性与社会二重性的失衡破坏了乡村发展的根基以及乡村—城市的双向流动,导致个体价值体系错位、家乡感消失、乡愁出现。更好地规训乡愁,不断激活乡愁的内生价值,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可以加快乡村振兴的建设步伐。


一、乡愁与价值认同的概念界定


上世纪七十年代,作家余光中在《乡愁》一诗中融情思与物象,用“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四个鲜明的形象,把乡愁这种难以捕捉的情感,具体化作母子别、新婚别、生死别、民族别,一唱三叹,如怨如诉地倾吐出来。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增长动能、发展方式、全球化进程、治理体系发生着深刻转变,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正如罗伯森所说,“20 世纪的全球化,尤其是其当前阶段,以多种方式加剧了乡愁倾向。”伴随着国际国内多种方式的影响,人们的乡愁倾向被加剧,特别是对世俗形式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观”的怀旧,以及对作为家园世界的某种“前望式乡愁”的重新感知,成为一些群体难以释怀的情愫,这恰恰反映了当下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不得不面临乡愁相伴而生的价值错位问题。明晰乡愁和价值认同的内涵,是在把握乡愁价值错位产生原因的基础上,矫正乡愁价值排序、激活乡愁内生价值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


(一)乡愁的内涵


乡愁是个体对于家乡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自我认知、判断、认同、追寻,本质上是一系列反思的过程,反思的是价值的实质性内容。狭义上,它特指在价值认同基础上,个体或群体因个人与社会价值排序失衡,而对其家乡———乡村所蕴含文化价值的地域和习俗的记忆、追寻与再现。


1.文化习俗与集体记忆的耦合


乡愁的客观内容是文化习俗与集体记忆的耦合,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这种凭借记忆载体而凝聚的文化习俗与记忆本身构成了乡愁的客观内容。


首先,乡愁是一种文化。英国人类学家 泰 勒( E.B.Tylor) 在《原始文明》中指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获得其他的任何能力在内的一种综合体。美国人类学家 克 罗 伯( Kroeber A L) 和 克 拉 克 洪( Kluckhohn Clyde) 列举了文化的 161 个概念,比如“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一种行为的抽象”“就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习得行为”“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等。如此,价值认同中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因素即一个地域群体形成的文化习俗,是乡愁的客观内容。


其次,乡愁在英语语境中显示了时间性的集体记忆。它在英文里包含“homesickness”(思乡) 和 “nostalgia”(怀旧) ,都有追忆的含义。从医学角度看,“nostalgia”是 1688 年瑞士籍医生霍佛( Johannes Hofer) 创 造 的,既 结 合 了 希 腊 词“notos”(返璞归真) ,又加上了“algos”(痛苦) 。他在医学上证明了乡愁的显性存在,即一种年轻人远离家乡的新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案是回到家乡。从心理学角度看,它起源于 1879 年冯特( Wilhelm Wundt) 心理学实验研究的记忆。1902 年,霍夫曼斯塔尔( Hugo von Hof- mannsthal) 使用“集体记忆”暗示“工业革命浪潮中物欲横流、个性鼓吹的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集体身份危机。”因此,乡愁指出了价值认同中个人、社会路径紊乱的问题所在,尤其是时间性的客观因素对个体的影响。


2.个体旨向社会的价值判断


乡愁的主观内容是记忆,是价值认同视角下,个体旨向社会的价值判断。记忆本质是个体关于价值“认同”的记忆,是个人与他人、群体在家乡时所形成的感情与心理上认知趋同的过程。乡愁具有显性和隐性特征,是“随着家乡的变迁,消极的身体和心理方面的控诉”。


1950 年,莫 里 斯 · 哈 布 瓦 赫 ( Maurice Halbwachs) 提出了“集体记忆”的理论体系。之后扬·阿斯曼( Jan Assmann) 将集体记忆的整体性特点继续发展,打破学科壁垒,形成了乡愁的概念。从 此,记忆就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乡愁,即一种关于某种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扬·阿斯曼( Jan Assmann)认为乡愁“有自己对知识的外部边界的限定,一旦超出这种界限,乡愁概念就不再适用。”另外,从记忆的概念来说,“记忆是时间在本体论层次上的核心,是人类精神的根本内容,是我们人类的绵延。”乡愁记忆超越了交往记忆的层次性,有独特的符号意义。交往记忆的代际之间是断层的展现,而乡愁记忆不局限于代际,会在人类“小我”与“大我”以及社会中绵延。


乡愁包含了记忆的整个过程。从微观层面看,个人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资源,主观选择自己乐于接受的记忆; 从中观层面看,记忆的分布在特定的区域有所区别; 从宏观层面看,记忆将被囊括和嵌入到整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从而获得较大的规范体系。乡愁的实质内涵是系统的记忆,它不仅包含记忆中的集体共识、地域性的习俗惯例,还包含了记忆的再现功能。同时,乡愁是针对某一种记忆的二次表达,乡愁作为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传达着人们对故乡的眷恋和思念。“一座城市仅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任由浓郁的商业因素蔓延,会对人们的乡愁造成毁灭性的侵蚀”。因此,乡愁的价值认同表现在: 乡愁一方面是怀旧,怀念在家乡建立的初步价值体系; 另一方面,代表了想要对此价值认知建立持续性联系。


(二)价值认同的概念界定


学者们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对价值认同有了初步的界定,其主要特征是从自我认知到自我认同的过程。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认为认同的本质问题是个体或族群寻求安身立命的根本性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个人的方向性定位。杨峻岭认为,价值认同是指某一国家或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某种价值观念、标准、价值理想或目标的认可、接纳并愿意共享的情感体验。它一般通过社会成员对某种社会价值观念的自觉接受或对社会价值规范的主动遵循表现出来。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认为“价值认同一方面是社会连续发展的历史性产物,不仅指涉一个社会在时间上的某种连续性,另一方面是社会在反思活动中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


价值认同是一个动态过程。首先,人们在认知实践过程中,逐步确立某种价值观念或尚未形成完整的价值判断体系; 其次,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人们形成完整的价值标准,并以其来规范自己的行动; 最 后,人们将这种价值观作为追求目标,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因此乡愁中的价值认同,就是对于时间与空间上美好价值的追寻。


二、乡愁中价值认同的特征


乡愁一方面是价值的地域性特征在个体上的客观反映; 另一方面,是个体价值的主观判断、认同、追寻及再现。因此,乡愁内嵌特定的价值认同。


(一)对人类性的认同


乡愁中的价值认同是人类性追寻,是对于人应葆有的精神家园的基本价值认同。人类性是人们“大我”与“小我”的集合,即人的二重性。“在人类自己创造的人类社会中,人作为‘类’而构成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大我’,人作为个体则成为独立存在的‘小我’。而人类‘大我’与个体‘小我’的矛盾,既要求‘小我’不断地超越自我,融汇于‘大我’之中,又要求‘大我’以整体的进步而实现每个‘小我’的发展。”愁既是“小我”的,又是“大我”的,更是二者之间关系性意义的存在,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精神家园。


(二)对传统价值的批判重塑


乡愁有着精神家园的审美象征,包含着传承传统的特征; 传统蕴含的至善至美的价值理念也是乡愁追求的目的,两者属于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但是乡愁的主体性和传统内容的客观性又有一定的冲突。一方面,乡愁“小我”与“大我”的人类性决定了传统价值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另一方面,传统是一个家乡、一个地域特有传承逻辑下的各种人类性的产物,它是家乡的、地域的各种镌刻人类活动的精神和物质的价值观念的总称。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逻辑,传统价值不同内容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与调适。面对优劣不一的传统价值,乡愁“追求真善美”的人类性认同决定了乡愁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传统价值具有某种调适可能,它始终是对传统价值的批判重塑。


(三)对主体社会价值的衡量


人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因而,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愁的主体———人正是社会发展价值排序的标尺。个体在社会发展中对自身主体价值的感知程度反映了乡愁的价值排序情况。“众所周知,价值是一个表达对象世界对人主体需要满足程度的关系范畴,对一种事物的价值判定取决于其对人的主体建构的满足程度”。价值指向主体心理的价值排序错乱,反作用于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是乡愁的具体表征。如此,乡愁这种作为社会发展主体性价值排序的指标和尺度,引导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三、乡愁价值错位的成因分析


乡愁的价值主体是人,乡愁的价值错位是指在个人二重性与社会二重性失衡的背景下,个人在追寻家乡集体价值认同的过程中由于个人与社会价值排序失衡而导致的价值迷失感。


(一)源于个体与社会价值定位的错位


乡愁是个体在衡量自身的社会定位时所选用的标尺,它的“再现”性特征正是主体精神的指向,正是个体对人性问题的积极追问。个体在追寻家乡集体价值认同的过程中所追寻的也只是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价值认同,不可能超越他的群体归属。


乡愁价值错位源于个体在追寻家乡集体价值认同的过程中由于个人价值观与社会期望值不相适应,导致个体对其自身的社会价值定位错误,在无法找到自己归属感的情况下,又不得不面对人类性、主体性与社会物质精神二重世界的改造手段之间的价值冲突。从个体自身看,乡愁具有潜隐性特征,它是个体随着家乡的变迁,流露出的消极的身体和心理的控诉。这一固有特征就决定了乡愁会反复产生价值错位。从个体的社会价值定位看,人是目的性的存在,决定了人有主动建构价值的需求。乡愁中蕴含的价值认同只有符合主体的内心价值观和社会期望值才会被选择。由于人尚未实现全面发展,个人价值观与社会期望值之间就必然会出现矛盾,这一固有矛盾导致了乡愁价值错位。


(二)源于个体成长阶段价值观的初步确立与偏离


价值认同的路径是两条相互作用的个体与社会路径。在个体路径、社会路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个体原生的价值认同与新环境产生的分歧,是一种无法排遣的乡愁的价值错位。个体曾在家乡对价值和意义问题有过初步的探索,而价值和意义的问题是渗透于人的全部生活,并贯穿始终的源发性问题。对人性问题初步追问的时间和地点反映的是意识,内部指向精神层面,是关于自我意识的初步呼唤,个体的存在感是个人在于此的原因; 外部指向客体事物,是一种关系概念,表现了主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在这一时间里,价值更多地指向家乡这个客体的存在性,个人对家乡的印象和概念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感性认同。


(三)源于价值判断的迷失


人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乡愁产生的外部原因是对于家乡的“失联”,内部原因是价值判断的迷失,即对于人性的“失联”。


其一,人是目的性的存在,决定了人有主动建构的需求。乡愁的价值主体是人,乡愁是每个人心中关于善的主题。各种外部条件的作用影响着人类的本质属性,带来了自我缺失; 同时,人的主体性的复杂组成部分,构成了每个人乡愁主题的平衡板。个体内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间的冲突,产生了“不认同”的壁垒,造成怀旧与迷失共生、主体与现实冲突,便导致了乡愁价值错位。


其二,乡愁反映了善的追求,乡愁的价值属性不是便捷性,而是反思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和为贵”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多元共生。我们要以生成的视角,看待在全球经济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乡愁产生原因的国际性与人类性。在终极目的无法调节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便捷的路径,以达到现有时间段的最好结果,这就引发了乡愁的产生,也折射出多元论的内在张力,反映了人性“失联”本质所感受到的牺牲感。一旦最快捷的方案被选择,一定会伴随着牺牲。在这个过程中,人性“失联”本质所感受到的牺牲感就会加剧人们所感受到的“不认同”感,从而阻碍不同个体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三,乡愁是人类性的符号,人们通过价值判断来确定牺牲的先后顺序,从而形成完整的价值观。要解决人的问题,还是要通过人来解决。从整体意义上说,乡愁的最终根源产生于人性,这表明了人们自身对于客体的超越,表明了人们要致力于建立一种支配物质生活的主客体关系。乡愁来源于客体,也来源于人本身,因此乡愁本质上来源于人类性,这表明乡愁试图建立一种可以自由地赋予客体价值与性质的关系,是一种内向性的符号意义。从个人与社会意义上看,这不仅要求个人要改造外部环境,也需要个人不断地思考,不断地自我对话,不断地与他人沟通,少选择牺牲,即使必须选择牺牲,也要进行究竟牺牲谁、牺牲程度的终极对话。即使个人失去了衡量标准,作为“大我”的人类社会更应秉承不断创新的本质,促成新的理解动力。


综上所述,乡愁中蕴含的价值认同只有同时符合作为“小我”的个体的价值观和作为“大我”的社会期望值才会被选择,这体现了个体与社会之间价值与意义的互为吻合。但个人二重性与社会二重性的失衡,就会导致乡愁出现价值错位。同时,乡愁也是一整套的记忆系统,它是人性之谜的探索与再现,这套怀旧系统时刻提醒人们要牢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乡愁价值错位的产生正是源于个人二重性与社会二重性其中一方的价值失衡错位,它又阻碍了个人二重性与社会二重性的恒常统一。只有在个人二重性与社会二重性的恒常统一下,人与社会才能够全面发展,乡村才能走向振兴。明晰乡愁价值错位产生的原因,有利于人们在追求个人与社会恒常统一的过程中形成乡村振兴的价值认同,达成乡村振兴的价值共识,进而主动理解、自觉参与乡村振兴建设。


四、乡愁对乡村振兴的路径规训


乡愁是人类在追求善的过程中产生的价值错位,内生在乡愁中的价值认同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怀念在乡村建立的初步价值体系; 二是想要对已有的价值认知建立持续性联系。矫正乡愁价值错位、纠正乡愁价值排序,激发乡愁背后的价值认同的关键是从人所形成的价值判断本身去发现乡愁形成的最为本质的价值,将已经产生的价值错位变成正向的激励,从而确立人们对家乡所在地———乡村的价值定位、情感归属。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乡愁的内生价值能否成为服务乡村振兴事业的纽带,是以个人与社会能否恒常统一进而实现乡愁价值正确排序为前提。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个人二重性、社会二重性两方中任何一方失衡,缺失的一方都会在乡村发展的其他方面膨胀、渗透。因此,有必要引导乡愁中的价值认同实现正确排序,使得个体与社会统一于乡愁的价值认同,激发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从而更大程度地激活乡愁内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价值,推动乡村走向全面振兴。


(一)激活乡愁内生的经济价值,服务于乡村振兴的经济建设


乡愁内生的经济价值指的是人们依托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以及乡愁所衍生的生活哲学,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主动传承、创新父辈建设乡村的方式,从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上实现乡村自然环境价值、传统文化价值的经济活动。


在乡村振兴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实现乡愁内生经济价值离不开返乡人群的主动参与。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大城市人口逐渐饱和,城市能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数据显示,以往在高峰时期,一般一年约有 800 多万农民工进城务工,但 2015 年这一数据仅增加了 63 万人,2016 年则只增加了 50 万。随着资金、政策不断向乡村倾斜,现在更多进城务工的人群在乡愁的驱动下,更愿意选择留在乡村建设自己的家乡; 或从城市复返,投身于乡村经济建设。家乡眷恋之情促进乡愁的迸发,能够更好地促使人们投身于乡村振兴的经济建设中; 能够促使人们怀着敬畏之心,尊重乡村发展规律,深度梳理当地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挖掘提炼出独特文化基因,创造性地灵活运用乡村资源的人文和生态价值。


激活乡愁内生的经济价值,首先要解决那些从城市务工归来、已经转变身份的外出务工复归人员在自身发展与乡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中逐步被边缘化的问题。外出务工复归人员在城市中从事很多技术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回到乡村以后,乡村及乡村各种社会组织应主动关怀、吸纳他们,精细化地安排对口或类似职业,引导其逐渐适应乡村环境。通过提高薪酬、增加福利待遇、完善包括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内的社会保障和子女受教育权利等必要措施,降低其内心落差,去其边缘化,让他们的乡愁软着陆。


其次,要对这一群体给予相应的政策倾斜并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扶持。让返乡人群在乡村振兴建设中,能够借助乡愁的价值激励,科学规划、主动投入家乡的经济建设; 通过农旅结合发展乡村绿色旅游,建设有乡愁记忆的新型乡村。同时,乡愁内嵌的经济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效用,返乡建设者在乡村振兴的经济建设活动中应因地制宜、生态先行; 遵循规律、循序渐进,避免过度消费乡愁引起的开发过热、千村一色对乡村造成不可逆的二次破坏。


(二)激活乡愁内生的政治价值,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政治建设


乡村振兴政策聚焦于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在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阶段,乡村不再是国家现代化的手段,而成为发展目标本身。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被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格局之下。乡村治理已经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所需要的秩序控制和经济基础,下一步就该寻求自身活力激发基础上的治理现代化。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而实现有效治理的基础在于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有效。村民有效自治离不开用乡愁激活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自治意识。


乡愁是个体一系列反思的结果,是对原有自我的再认知、再判断,是个体在个人与乡村社会之间理性反思与价值导向的功能再现。在乡愁内嵌的政治价值即乡村政治建设过程中,个体对乡愁价值错位排序的持续矫正会激励其主动发挥有意识的理性反思与价值导向功能,通过对乡村振兴的理论运思形成自身特有的政治价值范畴,发挥其理性概括与理论建构功能,进而通过主动参与乡村政治实践来实现这些理性概括与价值导向。激活乡愁内生的政治价值,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政治建设,一是要增强个体政治认同感,提高个体政治实践能力,破除其在与城市对比中已经形成的主观判断和价值认同之间的现实落差,主动规避乡村社会与个体矛盾的冲突; 二是要不断推进加快个体对于乡村振兴的认同,推进乡村获得与城市对等的政治权利建设,保障个体参与乡村政治实践的积极性; 三是要建构多元的政治参与路径,丰富个体的政治生活,使人们更好的服务于乡村政治建设; 四是要在保障村民利益的基础上探索一种适度、节制的管理机制与纠纷调处的协调机制。协调好各方利益,借助乡愁内生的政治价值,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做好外来投资者、经营者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对接,防止“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出现对乡村资源疯狂掠夺的情况。


(三)激活乡愁内生的文化价值,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文化建设


近代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30 年代前后的梁漱溟、晏阳初等开展的一系列“乡村文化建设运动”试验。不过,由于这些试验性的乡村文化建设探索大多把乡村传统的内生文化因素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而加以改造,他们试图从外部植入所谓的“现代性”因素对所谓落后的乡村文化进行改造,而忽视了传统乡村文化因素所具有的地方性、能动性和传承性,自然“试验”的结果也就不难预料了。当下,社会流动性加剧,“现代性”因素冲击乡村文化的程度更深,激活乡愁内生的文化价值,依然是服务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迫切选择。


在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城乡之间人的游移现象不断增加,城市经济和文化吸引着乡村人口大量涌入,衍生了大量文化上的“流浪者”,也孕育了无尽的乡愁。乡愁是人们在追求价值认同、寻找精神故乡过程中产生的漂泊感,文化的传承内嵌在乡愁之中。一方面,文化上的“流浪者”慨叹文化的消逝,进而产生了乡愁; 另一方面,乡愁的主体性与文化内容的客观性有一定的冲突,也暗含了通过创新进而传承文化的可能性活动。作为乡愁的主体,人是目的性的存在,合乎目的性也就决定了人有通过传承和创新进行主动建构文化的需求。这就是乡愁内生的文化价值,即人们在传承与创新的驱动下,通过产业承接、项目载体、品牌培育等方式将乡村具有人文意味、历史情怀的文化资产符号化、生活化、产业化,让乡村文化在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重塑人们的精神故乡。激活乡愁内生的文化价值,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文化建设,要通过不断地引导乡愁对社会发展主体性价值指标的正确心理排序,使个体正视“漂泊感”,推动文化传承; 要通过社会传统大背景下价值认同的感召,将个体的目标与对善的追求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形成文化自觉,在反思旧文化的基础上主动“扬弃”,建构新文化。


乡愁是繁荣乡村文化的心理起点,而产业承接和项目载体则是繁荣乡村文化的落脚点。首先要善于挖掘乡村的潜在文化,通过产业承接加强文化资源的完善、宣传和运营,形成文化产品; 通过项目载体延长乡村文化产业链,将具有独特符号的多样文化品牌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乡村文化和乡村生态、乡村生产、乡村生活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协调发展。其次要善于开发乡村潜在文化。要善于开发、评估乡村文化的精神内涵、价值诉求等潜在价值,不断将乡村生活实践的新鲜经验融入乡村文化,丰富其时代内涵; 通过田野生态风光与特色家居有机结合、民俗文化与现代人文互动融合,努力打造优秀的文化品牌。最后,要避免局限于开发具有时效性、同质化、单向度的文化旅游; 要通过出版物、影视作品、互联网、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全产业链传播、繁荣乡村文化,进而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在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中将乡村文化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看山、看水、看乡愁的一种乐观淡雅的生活方式。


(四)激活乡愁内生的社会价值,服务于乡村振兴的社会建设


乡愁是人们在社会流动中追求善时所流露出的价值迷失感。在这个过程中,人性“失联”本质所感受到的“牺牲感”加剧了人们所感受到的“不认同” 感,阻碍了不同人群之间的有效理解和沟通,从而形成一种怀念彼、轻视此的乡愁。乡愁内生的社会价值就是人们通过疏导迷失的价值、引导乡愁价值的正确排序来凝聚同心共识、汇集磅礴力量,正确看待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与作用,从而激发人与人、人与社会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


近些年来,乡村的社会流动和社会竞争更加活跃,人们的机会与选择更加多元。人们远离乡村,进城务工; 远离传统,追求城市流行生活,渴望身份的转变。但由于他们是传统农耕文明的结合体,靠着农耕生活,与血亲为伴; 而市民生活在城镇,主要以第二、三产业为生存方式,收获的是间接经验与交流。因而即使在个人肉性上得到一定的物质补充,技能的差别也会让个人灵性在面对自身技术缺失时,反复出现主体性的乡愁错位。在经历了自身发展与城市需求的反差之后,个人与社会价值定位的失衡会将他们边缘化。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常常为文化差异引起的冲突所烦扰,伴随着烦闷和惆怅,在文化的碰撞之中流浪。由于“不认同”感在流浪的过程中无法及时消解,人们常常难以融入城市和社会,逐步被社会边缘化,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当前,乡村—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更多的只是简单的人口层面流动,外出务工人员在获得相应社会资源和机会时感受到更多的是牺牲感,由此而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阻碍了处于不同结构之间的人们的有效交流,因而乡愁价值错位更加严重。消除乡愁价值错位的负面影响,引导人们更好地追求善,要求社会组织要向这些外出务工人员伸出橄榄枝,正向激发他们的乡愁价值。如此,务工人员无论是进行城市建设,还是返乡投入乡村建设,所迸发出的对经济社会的积极作用都将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此外,要重视乡愁内生的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乡愁作为“大我”人的情感归属,会将城镇居民吸引到乡村,将乡村的人们留在乡村。乡愁内生的社会价值在推动人们向乡村流动的同时,必然也会推动资金、技术流向乡村。随着人才、资本的持续流入,乡村造血功能会不断增强。流往乡村的人们要一道科学谋划,用惠农富农实现共同发展; 要共建共享,用现代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同时,乡村文化是消解人们迷失感、漂泊感的良方。要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用乡村文化凝聚人们不断向上的自立自强信念,团结各方,促进社会和谐。


(五)激活乡愁内生的生态价值,服务于乡村振兴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环境是乡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现在不少城里人之所以向往乡村,就是因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可以感受乡愁的味道。乡村生态问题是由于人们的水平流动导致人的二重性与社会二重性、自然力三者之间的失衡而造成的,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人来解决。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代人类共同怀旧或乡愁情绪的流露,就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迫切关注。乡愁是一种个人在与社会比对过程中因失衡而产生追忆故乡、怀念过去的情愫。从这种情感出发,乡愁内生的生态价值指的是人们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对家乡具有文化价值的地域和习俗的记忆、追寻与再现,能够促使人们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愿意通过修复生态保护家乡自然环境,利用家乡自有资源建构适应生态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自觉珍爱现居住地环境等方式来不断重构记忆中的家乡。


乡愁实质上表明了人们自身对于客体的超越,表明了人们要致力于建立一种支配物质生活的主客体关系。在面对自然环境的时候,人们会在自己价值观的支配下通过价值判断来确定牺牲的先后顺序。激活乡愁内生的生态价值,服务于乡村振兴的生态文明建设,要充分发挥乡愁帮助人们赋予客体价值与性质的效能,充分发挥村民的主力军作用。首先,要遵循自然规律,在修复乡村生态、保证绿色粮食供给基础上主动调整农业生产模式,发展生态旅游和休闲农业。其次,用乡愁内生的生态价值激活新的经济元素,发展农业观光体验园区、田园休闲生活体验区、特色餐饮、民宿、土特产等再现乡愁的经济发展模式。另外,复原乡村原有生活方式、居住场所应遵循与大自然相统一的原则,确保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同时,激活乡愁内生的生态价值必须坚持“用生态留住乡愁,用乡愁留住生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警惕乡愁的过度消费。用乡愁内生的生态价值激发新的经济因素,首先要避免在修复生态、改善人居环境的过程中盲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乡村自然平衡,破坏乡村现有自然风貌。其次要避免重观光、轻体验;重旅游、轻生产的休闲农业发展之路。这种失衡的农业发展之路会消解乡村的生命力,最终会消解供需关系,导致乡村难以持续发展。


乡愁作为“小我”与“大我”的集合体,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乡愁当作追忆过往的消极思想,它还包含正确的价值认同。当前,乡愁重新成为一部分群体难以释怀的情愫,也恰恰反映了当下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乡愁价值错位的问题。一方面,追忆、确信、确证、再现乡愁中的价值认同,矫正乡愁价值错位,纠正乡愁价值排序,能够促进个人二重性与社会二重性相统一,从而强化乡村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因素; 另一方面,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力量和衡量标志。因此,只有正确引导乡愁,使得个体与社会统一于价值认同,不断为个体发展提供机遇与动力,才能使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正确的价值定位。这终将抚平个体的“不认同”感,使每个人体味到乡愁的温度,感受到生活的激情,进而在乡愁的感召下,主动投入乡村建设,奋力推动乡村振兴,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夯实基础。


编辑: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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