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丨张劲松：乡愁生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实现

中西部地区乡村的衰败与“空心化”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问题，其根源在于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具有超越农业文明的发展优势。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造成了中国历经几千年形成的农业文明（乡村文明）的衰败。在这个过程中，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了中西部乡村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最主要的障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而中西部乡村的振兴，要从乡村文明振兴着手。乡村文明是由人构建起来的，让乡愁生根，吸引资本、精英归根，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

一、文明衰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障碍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展成果巨大：除了农业现代化目标没有全面实现以外，早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应该说基本完成了。一部分地区（如东部地区）率先富起来，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大大提高。但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仍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进，“三农”问题仍然严重。中西部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乡村振兴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

1.障碍的外在表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障碍的外在表现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一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二是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最终两者叠加在一起后，就出现了最为严重的第三种情况：中西部乡村与东部地区（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1）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阻碍中西部乡村振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决策，中国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了四十年，综合国力达到了世界第二，追上世界第一的美国也指日可待。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富裕起来了，有些已率先实现了小康。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已经可以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大都市相媲美了。中国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哪怕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也不遑多让，浦东机场、京沪高铁、物流港口，都让发达国家羡慕。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对东部地区发展的成就倍感骄傲。东部发展的卓越成就，是东部地区人民努力的结果，也是中西部地区人民支持的结果。从物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往往资源较贫乏，在长期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有大量的物资（资源和能源）源源不断地向东部地区输送，中西部地区以自身的环境破坏及资源流失为代价提供着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所需要的物资。当然，这种物资流向既有政府计划的因素，也有市场规则的影响。从财的角度来看，财富的积累有着“马太效应”：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当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后，财富的流向就难以逆转了。从世界范围看，东部地区具有后发优势，利用西方国家产业的转移时机，搭上世界发展的“末班车”，享受了全球化后的“福利”；从国内的区域范围来看，东部地区又享受了先发优势，东部地区发展越快，汲取全国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财富就越是向东部地区集中。从人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释放了人的流动能力，中西部地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热潮，直至最后中西部地区的“麻雀”也要东南飞了。从早期最常见的民工潮，到近年文化人的“北漂”“南漂”，即便人才出产自中西部地区，在其成为“人才”后很容易被东部地区“挖走”。在中西部的一些乡村，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空心化”现象。中西部地区（包括乡村）的人财物均不断地向东部地区流动，加速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成为阻碍中西部乡村振兴的重要原因。

（2）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阻碍中西部乡村振兴。城乡二元体制促成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也是中西部乡村振兴的重要障碍。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而基尼系数0.4被视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中国高收入阶层主要居住于城市，而绝大多数最低收入阶层（绝对贫困阶层）居住在乡村。因此，基尼系数最能反映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能反映城乡发展的差距。

下面有三种最有代表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

其一，来自北京大学相关研究者的数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完成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与1995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相比，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图1 200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其二，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03年至2016年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见图1。

其三，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观察世界银行的数据可知，自1981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总体呈上升态势，并于2001年左右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无论是从2001年开始计算，还是从1995年开始计算，都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很早就已经超越警戒线了，最高甚至达到0.491。我们应该看到，隐藏在中国基尼系数之中无法统计或难以被统计进去的是农民的财富。在最广大农村，大多数农民劳作的重要目标是盖新房，农民拥有的财富相当一部分变为了房屋，农民为盖房甚至会欠下不菲的债务，但农居不能上市交易，不被计入“财产”。由此农民总体上的资产（储蓄）财富极少，许多农民甚至是负资产。

表1 2012—2016年“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住宅均价

（3）城乡与区域两对不平衡不充分交织起来后形成的不平衡不充分阻碍中西部乡村振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房价，见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深圳，一套100平方米的住宅，房产价格直追500万元。这个统计数据是均价，若房产在城市中心区域，则接近千万元了。深圳拥有房产的市民，在几年之内其资产就翻了几番，他们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红利。

而中西部乡村的房产价值是多少呢？答案是几乎为零。因为中西部乡村的房产，因政策规定不属于住宅商品房，不能在市场上作为商品房出售。大多数农民工将其务工收入带回乡村建起楼房，其资产转化为了房产，但是这个房产几乎无法再通过出售转化为资产。

中西部乡村虽有一定的财富增长，却因各种因素，财富被淹没了。仅仅从房产价值一项就可以看出中西部乡村与东部一线城市的发展“鸿沟”。这个差距目前尚无法缩小，在东部地区务工的收益远超在中西部地区务农收益，在巨大的收益差距面前，中西部乡村无法阻挡人财物的净流出。

2.障碍的内在本质：乡村文明的衰败

从深层次分析，中西部乡村振兴的最大障碍是中国乡村文明的衰败，中国乡村文明败于现代工业文明。以农耕为代表的中国乡村文明，在世界上保持了超过千年的领先地位，然而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它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工业文明主要产生在欧洲，它随着资本主义文艺复兴而出现和兴盛。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中华文明之前，中华文明包含了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这是中华文明强劲的发展动力。两种文明并存，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城市与乡村的共生；两种文明并存，同时也决定了中华文明难以被摧毁，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华文明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哪怕在深山老林中都可能存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古老书院。

正因中华文明在城乡的交融中体现出了强大生命力，在传统农业社会，周边没有哪个民族或国家能消灭中华文明。国可灭，城可破，但文明不会断，因为它存在于有中国人的地方。哪怕是在偏远乡村抑或是在深山老林中，都可能因留有那么一批文士而能将中华文明延续下去。中华文明的强大还体现在它能同化军事力量强大的外来民族，也能将外来文明中有益于中华文明的东西吸收为己有。

近代社会，西方出现了工业文明。当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华文明两者相互冲击之时，中国人也曾经表现出“自信”，但是，在西方文明强大的生产力面前，中华文明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尤其是在西方文明支撑下的坚船利炮面前，难以抵挡。西方文明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的工业文明试图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中国，落后的中国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选择西式工业化道路几乎是唯一选择。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达到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境界，但它的生产力落后，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更挡不住强大的西方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的入侵。落后就要挨打，若不想挨打，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

在近代中国走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城市文明最终与西方工业文明结合，形成了一种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体系，它虽然仍有中华文明的影子，但毕竟属于工业化、现代化体系，所以它区别于中华传统文明。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城市逐步融入现代化体系之中，原有作为乡村重要组成部分的集镇脱离乡村体系，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也即城镇，乡村逐步退缩到原始的村落中。

与现代工业文明相结合的城市文明，以其强大的生产力、先进的技术，打破了原有中华文明中城乡文明交融的状态。诚如马克思所说，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实现了农村从属于城市。乡村文明遭遇工业文明之后，首先出现了作为乡村文明的载体的士人的衰落。传承儒家思想的士人，无法适应以科学为主体的工业文明，乡村的士人群体逐渐解体，其中大部分流入城市并接受城市的工业文明。当今中国亦如此，大批学子从乡村流入城市，各行各业精英也流入城市，最有创造力的人流走之后，乡村不可避免地出现衰落，乡村文明衰落渐成大趋势。

今天，我们要振兴中西部乡村，那我们能用什么样的文明来做为支撑呢？工业文明冲垮了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西部乡村，可以用工业文明来振兴乡村吗？抑或是通过重建乡村文明来振兴乡村？我们的理论在这方面远未成熟起来，更难以指导中西部乡村的振兴，人们所有这些疑问，需要在中西部乡村振兴过程中予以解答。

二、拥有田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条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居住在中西部乡村的人们也想过上美好生活，但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了他们愿望的实现。拥有田园，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条件。没有哪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那样具有超过两千年繁盛的农耕生活，这种生活构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明。深入分析中西部乡村具备的优势条件，可以为探索振兴方向和路径提供依据。

1.中西部乡村依赖自然并建设了具有田园风光的环境

当东部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富裕起来后，针对中西部地区乡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状，如何才能找到中西部乡村振兴的“抓手”呢？我们知道，工业化首先在城市实现，现在工业化的产业也主要集中在大小城市。相对来说，东部地区城市所缺而中西部乡村恰恰十分丰富的资源是“环境”，中西部乡村千百年来依赖自然并建设了拥有田园风光的环境。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古先民敬畏大自然，依赖大自然，感恩大自然，因为人生活其间，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大自然养活了古先民。古先民可能没有“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等深层次的思考，但朴素的生存观、子孙繁盛观让他们明白，要想从大自然中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源，就必须尊重大自然！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古先民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居于田园，建设田园，歌颂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几乎成了文士对田园歌颂的标志性诗句。虽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环境退化、生存条件变差的现象，但是以江南农耕、恬静小镇为代表的田园适合人居，令先民热爱这样的环境，中国人抺不去对田园的依恋。

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其中的中原地带、长江中游，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地区古老的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代表，这种乡村文明依托中西部地区的大自然，进而融入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在先民的建设下，中西部地区星罗棋布地点缀着村落。那怕是荒漠、冰山、雪地、岛屿，只要具备了人生存的条件，往往都会有人迹，生活在其间的先民也常常择优而居。大自然因有了人居其间，更添美丽。中西部乡村就是自然与人类的结合体，乡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本就美丽，而居住其间的农民更是以自己的创造力成就了乡村的美丽。

面对如此美丽的田园环境，哪怕工业化吸引着人们不断“东南飞”，也无法阻隔出生于其间的人们对故土的眷念。人们在东部地区的城市开始过上“美好生活”后，这种眷念将更加强烈。乡村文明虽然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衰败，但它没有灭亡。当大城市的“城市病”一再困扰着人们的时候，中西部地区的田园依然美丽，对比之下，中西部乡村的振兴就具备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中西部乡村各业自成一体共同构建起社会主体

中西部乡村的振兴，必须具备各业繁荣的社会发展局面。“一般来说，农业社会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而不能形成持久稳定的跨地域的政治组织。然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稳定有效的大一统的官僚机构，它服从中央号令，执行对辽阔地区的行政管理，有效地保持着这个庞大农业社会的统一，很少出现分裂和闹独立。”尤其是中地部区的核心地带，田园式乡村处于相对稳定的大一统之中，乡村社会的渔樵耕读各业均能充分发展，这是传统乡村文明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

自西汉到清末，中国社会都是由上、中、下三个层次整合而成的。“社会上层是以王权为中心的大一统的官僚机构，中层是士族缙绅对地方和农村事务的管理，下层是守法家族组织。中国传统社会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不仅是这三种形态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保持着罕见的稳定，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层次大致能够实现良好的整合。”正是由于这种整合的力量，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帝国，这个帝国保持了长期的超稳定结构，直至西方国家用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坚船利炮入侵清帝国。

在中西部乡村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农民难免遭受到政权、神权、族权的压迫，但也应看到中国农耕社会的渔樵耕读各业自成一体，共同构筑起了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稳定，减少了生存于其中的人对未知的恐惧。在这个社会秩序中，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举足轻重，尤其是乡村生活中的乡绅，他们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作用不可或缺。封建伦常，乃至佛道教义，都是中国乡村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皇权不下县”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背景下，乡村社会的乡绅自治，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最重要的乡村文明。

工业文明冲击了乡村文明，但它并不能消灭乡村文明的基础。中西部乡村各行各业的精英进入东部地区后，学会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技能。可以说，工业文明在冲击乡村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熟知乡村文明的中西部乡村精英群体，这一群体既没有遗忘乡村文明，又熟知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是中西部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主体。工业文明以法制手段确立了人的工作年限（退休年龄）及养老福利，而中国传统的乡村文明却允许人们活到老工作到老（有时是生活所迫）。当东部地区不吸纳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为当地居民的时候（户籍制度原因），当东部地区老龄化社会来临产生养老问题的时候，中西部乡村为被许许多多工业文明所困扰的人们敞开了大门，从这个角度看，中西部乡村的振兴拥有众多的潜在的人力资源。

3.中西部乡村自然与社会主客体天人合一

中西部乡村的振兴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乡村社会主体与自然之间形成了社会内部、社会主体对待大自然的一种稳态，自然田园环境与社会主客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稳态的天人合一状态。

传统的乡村社会由乡绅主导实行自治，乡村形成了以乡绅为主体的社会精英群体，这一群体负责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朝堂）的交流与互动。乡村士人在朝便为官，告老还乡便为绅，他们既是乡村文明的承载者，也是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交融的载体，田园美丽画卷多由他们描绘。田园是根，叶落归根，不让根有损，这是乡村士人们的共识。让乡村文明承载者指导村民建设乡村，追求人和自然稳态的天人合一境界，田园美丽才成为可能。

工业文明抽离了中西部乡村最传统的乡绅，新中国基层政权的建立加剧了传统乡绅群体的解体。但是，这些并不表明中西部乡村的乡绅群体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来自中西部农村的进城者，尤其是通过高考程序进入国家体制内的农村知识精英，他们一方面在城市中接受了工业文明，成为了工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中西部乡村潜在的最重要的“乡绅”群体。

稳态的的中西部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衰败。但是，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均衡不充分发展成为社会持续发展的障碍时，中西部乡村的振兴就具备了外部条件。一旦中西部乡村社会发展进入状态，掌握工业文明的返乡群体将知识和本领带回农村，并以之改造传统乡村，中西部乡村将步入“新农村”的快速发展期。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西部乡村的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尤其是地面上的绿化毁坏严重，而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大量的农村人口外流，中西部乡村的自然生态因人口承载量剧减而快速恢复，加上党和政府正确的政策引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的全面实施，生态修复正在有序进行中。

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中西部乡村从新乡绅群体形成到这些群体运用城市文明修复传统乡村文明，社会的稳态、社会与自然的稳态都成为了可能。因此，中西部乡村自然与社会主客体天人合一是最具备特色的乡村振兴的条件。

三、文明复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方向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在很多领域迈向了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则是快速发展中的短板，实现中西部乡村的振兴是当务之急。振兴中西部乡村离不开科学和技术，应重视以传统农业文明（乡村文明）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融合，是农业文明的复兴。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方向是复兴农业文明（乡村文明）。

1.“新时代”乡绅的复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的“新时代”，是指这样的一个时代：它“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乡村振兴，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乡村的振兴。中西部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即由谁来振兴。中西部乡村要实现“伟大飞跃”需要“新时代”乡绅的复兴。

中国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中西部乡村走现代化道路、实现乡村振兴，同样需要重视和运用科学和技术。当前，中西部乡村最缺的就是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人力资源。

因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西部乡村流出了大量掌握科学和技术的各业精英，而至今这种单一流向并未有所缓解。最早的一部分农村精英，通过高考流入了城市（其中以东部地区为热点），至今这仍是掌握科技知识最多的一部分农村精英流走的主要方式；其次是大量的农民工的流出，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城市，他们在城市学会了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和技术。因此，农村精英掌握工业文明（科学和技术）的人数并不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西部农村精英仍然处于净流出状态，回流潮没有出现。在精英净流出的大环境下，留下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不足以承担振兴重任。只有让精英回流，尤其是掌握科技知识的精英回流，让他们成为新时代乡村的乡绅，中西部乡村振兴才有希望。

从乡村流出的精英，他们的根在乡村，乡村留有他们的乡愁。传统农业社会，农村精英流入城市为官后，大多会叶落归根，回归后成为乡村乡绅。绝大多数有功名的读书人也会回归乡里，成为引导农村社会发展的乡绅。今天，城乡二元分治体制阻碍了从农村考出去的大学生精英回流，哪怕他们退休后也无法叶落归根；从农村流出的各业精英，哪怕他们掌握了城市文明的核心——科学和技术，他们很少以此回报乡村，他们更多的是持续在城市务工，为城市工业文明做贡献。

新时代中西部乡村振兴，需要乡绅复兴，但是体制机制都阻碍了农村走出去的精英回归成为乡绅。掌握了工业文明而出身于中西部乡村的科技人员，他们有能力振兴乡村。只有用工业文明去复兴农业文明，实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融合，创造出新的农业文明。质言之，在新时代复兴乡绅，中西部乡村振兴才有希望。

2.“新农村”产业的复兴

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中西部乡村的振兴需要有农业文明（乡村文明）的复兴，这种文明的复兴，不是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乡村文明的重现，而是传统文明在延续的基础上，与现代工业文明融合后的全新的文明。“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是福是祸暂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现在社会模式一无例外地遭到破坏，现代化总是成为一种目标，尽管搞现代化的决心在程度上大小不一。”中西部乡村振兴，需要以现代工业文明复兴乡村各行各业。

中西部地区传统乡村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各业共同构筑了稳态的农村社会，乡村振兴的业态不可能再回到传统农业社会中去，中西部乡村振兴的应该是适应新时期农村发展的新产业。

“新农村”建设事业源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会上中央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中西部一些乡村的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是，“新农村”建设总体上局限于农村的建设，尤其是局限于农村“外貌”——村容的建设。

中西部乡村应该在振兴的契机下，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新农村”建设应该重视产业复兴，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央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有几十年了，但是农业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中发展最慢的现代化，中西部乡村振兴的方向应该放在农业产业的现代化上。农业产业的现代化，不能再局限于农村内部。现代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工业文明的成功离不开“资本”的生产。中西部乡村应该具备吸纳资本自由进入农业产业的能力，如果资本能自由地进入农业产业，并获取不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的收益，那么农业产业将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实现繁荣。农业产业繁荣，中西部乡村就具备了振兴的外在要素。新农村产业的复兴，无疑是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追求的方向。

3.“新社会”传统的复兴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城市，已经进入工业社会，部分城市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很大程度上也是老龄化社会，在这个视角下，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社会”来解决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中西部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为解决社会养老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中西部乡村完全可以考虑建立“新社会”来解决即将变得极为严重的养老问题。

我们大家普遍感受到，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人变得不自由了。“物质成就给文化带来的最普遍的危险在于：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人大量地从自由进入不自由的状态。过去耕作自己土地的农民，现在成为在大企业操作机器的工人；手工业者和独立商人成为职员。居住在自己家里与滋养他的土地保护直接关系的人所具有的那种自由，他们则失去了。”现代城市生活中，居住于住宅森林中的人们往往“老死不相往来”，对门居住不相识。工业文明导致了人的孤立与孤独，群体关照的可能性逐渐失去。与此相对，中西部乡村仍然保持着“熟人社会”的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照成为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于这种“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能做到互助与沟通，而这正是老龄化社会养老所缺少的。

把握住中西部乡村振兴的重要契机，非常有希望建立一个“新社会”来解决养老问题。城市老人中相当一部分的根在乡村，如果中西部乡村适合老人居住，尤其是创造了适应养老的“新社会”形态，将吸引大量的城市人口回归乡村，乡村也能成为人们争相奔去的地方，那么乡村振兴的方向也就找对了。哪怕，大量的人群在城市与乡村中不断切换，成为双栖人，他们也将给中西部乡村带来复兴的机会。

四、资源返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途径

中西部乡村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典型的地区，其振兴首先要从人的因素着手，以乡愁引凤回巢，让流出的精英回归；其次要从产业上着手，传统农业难以吸引市场上的资本进入，需要用工业化来改造农村产业；再次要从人居社会着手，让新农村成为最适合人居、养老的地方，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叶落归根，回归农村。

1.引凤回巢：中西部乡村招回精英以实现振兴

当乡绅成为历史时，说明历史已经超越了乡绅。“历史上，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处在社会的中心。作为儒家思想的解说人和传播者，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他们一方面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化的解释，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政权，他们在打破旧“政权、族权和神权”制约的同时，也使传统乡绅失去了存在基础。但是，新的制度机制又不足以替代传统乡绅，中西部乡村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失序。“1953年，中国政府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补贴工业化。1958年实行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人口流动性，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这两个政策都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使农村精英大量流入城市。四十年的精英流失，成为了中西部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原因。

中西部乡村在产业未发展起来、环境不太适合人居的前提下，既阻挡不住青壮年乡村精英的继续流出，更不可能让青壮年精英回流。如果没有掌握现代工业文明的精英回流，中西部乡村振兴就难以看到希望，中西部乡村的空心化会越来越严重。

中西部农村精英通过高考或外出务工走出乡村，他们目前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城市，其中不乏功成名就者。若在传统中国，这些精英来自乡村，将乡村文明带入城市，与城市文明融合后，最终大多会叶落归根，回归乡村，将知识和产业带回乡村，成为乡村社会的支撑。他们有着浓厚的乡愁，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有着不可割舍的依恋。

但是，当前的体制阻隔了流出精英的归根之路。由于城乡二元分治，知识精英进入体制，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现有的体制将其排斥在乡村之外，仅土地依户籍而定这一条，就切断了知识精英叶落归根的可能，哪怕他们想把乡愁留下，现有体制也没有给他们“立锥之地”。最终，传统被体制所割裂，最有可能成为中西部乡村新“乡绅”的精英群体无法落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中西部乡村招回知识精英变为可能。只有在政策上加以引导，并改革现有的二元分治的体制，乡村文明才可能复兴。“中国人在使中国的传统文明走进自己的博物馆的过程中，在不妨碍变革的情况下，又保持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他们的现代革命——在反对这个世界的同时又加入这个世界，在抛弃中国过去的同时又使用他们自己的过去——是一个建设他们自己的博物馆的长期奋斗的过程。”

中西部乡村的振兴战略，首先要从人的方面着手，引风回巢。给从乡村走出的知识精英一条叶落归根之路，就可以吸引大量的知识精英回归，哪怕是候鸟式城乡两栖，只要知识精英回归乡村，就可以带来知识回流、财富回流、服务回流。2018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有了这样的精英群体支撑，中西部的乡村社会振兴就有希望了。

2.引入资本：中西部乡村创新各业以实现振兴

中西部乡村经济以农耕生产为主，而农业是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极端辛苦且比工业产业收益低很多的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吸引流出的各业精英。人是讲利益的，同样的人从事农业产业收益低，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必然会流向工业产业，这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原因。以农耕为主业的中西部乡村，大量的产业精英外流，即便浓浓的乡愁也难以将他们拉回。中西部乡村要振兴，必须在产业振兴上做文章。

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能够在产业之间不断流动，有较高利润的产业会引发资本向其流动。自由流动的资本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可以推动社会所必需的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了工业文明的欧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中国东部地区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中西部乡村的农业文明也是被这种工业文明所冲垮的，中西部乡村的振兴，必须在延续传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吸纳工业文明的成果。引入工业资本，创新各业，才能振兴乡村。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让城里人，尤其是东部一二线城市的人群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特别是近十年来，数倍增长的房价成了东部地区人们更加富裕的重要因素。东部地区基本完成了城乡一体化，东部地区的乡村哪怕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而通过征地拆迁、土地流转，市场资本也能很快进入这些地区；即使这些地区乡村房地产不能进入市场成为资本流动，资本市场也能带动其发展。相较而言，国家对乡村的治理方式排除了乡村房地产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的可能，同时在东部地区务工的中西部产业精英回乡自建的住宅又成为了中西部地区的“沉淀”资本。东部资金充足，而中西部需要资本投入，两者的合作是存在可能的。

最近的乡村治理公共政策有所改变，2018年初国土资源部表态：“将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农村用地市场化问题将有所改观，但仍然不允许回乡建“别墅”。出于严防可耕地因建房而缩小的目的，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建“别墅”，这是无可厚非的。乡村有大量的闲置住宅用地，更有大量的低效利用的住宅用地，要吸引农村流出的知识精英、产业精英回归，实现叶落归根，现有的乡村治理政策必须改革。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在较发达的城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一线城市，大量的居民已经拥有了不菲的资产，剩余资金数量很多，中西部乡村可成为其资本流入的重要区域。开放中西部农业产业，创新中西部农业产业，招引城市资本返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指明了中西部乡村引入资本的重要方向，具体来说，就是“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只要有源源不断的人流、资本流、物流涌向，中西部乡村振兴就指日可待。因此，扫清人、资、物回流中西部乡村的障碍，是当前中西部乡村深化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3.人居社会：中西部乡村熟人养老以实现振兴

支撑进一步工业化、现代化，必须有更多的资源和能源，而地球恰恰越来越难以支撑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即便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大自然的需要最小，我们也无法再回到农耕时代。现代化推动乡村从属于城市，现代化也使乡村日益缺少田园风光的吸引力。昔日令无数文人雅士倾倒的田园风光不再，更多的人迁居到城市建筑森林中。城乡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态出现，人与自然开始隔离，天人合一环境被打破。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让中西部乡村看到了未来。“儒家文化所推崇的是非职业化的人文理想，而现代的时代特征则是专业化。在现代世界里，儒教的‘中庸’特性已没有存在的余地，它不再是可供选择的一种方法，而成了来自新的权力中心之新精神的对立物。”工业化、城市化培育了大量的专业化人才，发展了现代经济。而中西部乡村社会则更需要非职业化的人文环境，中西部乡村凭借着熟人社会传统，可以建立起适合人居的传统社会生活方式。

东部地区的城市正在形成城市群，城市的优势和劣势都在显现。大城市的“城市病”以及城市生活的孤立和孤单，让许多来自中西部乡村的精英思考不同的选择。虽然在城市掌握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各业专业化知识，但是法律化社会迫使他们到了一定年龄必须离开工作岗位回家养老。因现代生活条件、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近八十岁，退休时仍健康的工业化人才，失去了用武之地，同时也失去了通过工作与人交流的机会。

许多老人仍然对中西部地区的故土有着深深的眷念，有着永远挥不去的乡愁，但政策无法让其叶落归根。中西部乡村振兴是田园风光再现的重要机遇，乡村是熟人社会，城市专业化人才归乡定居，既可将工业文明带回乡村，又可改善乡村的人居环境。精英回归可以带动对乡村的再造和文明提升。“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各种新兴力量和传统的习惯及思想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新兴力量不少又源于西方。”乡村所缺少的工业文明，可以由新的群体来提供，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西部乡村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乡村振兴的阶段。

在近代中国，西方工业文明冲跨了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今天，中国同样也要完成工业化、现代化，我们能强大的重要原因是，我们不仅认真地学习工业文明，我们还能将工业文明的优点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优点结合。当下，中西部乡村振兴，在这种文明融合的基础上具备了条件。通过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可以引导中西部乡村建立起适合人居的田园社会环境，让更多的人叶落归根，让更多的老人愉快地融入乡村的田园之中。

编辑：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