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丨梁心 从农村理解中国：早期中共农民运动理论及其与思想界的互动

在对于20世纪前期社会思想的考察中，不难注意到思想界对于农村的逐渐重视；其流风所致，到30年代，开始出现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等社会思潮。在对于这些社会思潮的考察中，研究者多注意此时乡村崩溃的社会事实，却相对忽略了此前农民运动对于思想气候的影响。事实上，作为一个冲击了社会经济诸多层面的社会运动，农民运动对于社会思想界的影响尚未得到对等的重视。检视20年代的报章杂志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农民运动有着密切关注，他们即使未必对农民运动的理论表示赞同，也不反对其对于农村状况的负面判断。部分有着“起而行”想法的读书人，更开始将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落实在了农村，学术风气也因之有所转移。

胡绳等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一战”后反思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潮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种回响：一则倾向激进，主张社会主义；一则倾向保守，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方向。按照这一思路，前者所影响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逐渐走向农民运动，而后者则不妨以章士钊的“以农立国”论为代表。两者立意截然相反，却又有些殊途同归的意味，均将目光放在了农村，体现出这一时期思想界呈现的某种共相，值得进一步考察。

固然，中国社会以农立国的特征很早就为人注意，但在较长时期内，时人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上，更多地憧憬着城市化、工业化的一面。在早期的东西方文化论争中，主要也是以文化类型的差别来区分、认识中国文化；与之对应，对于农民运动的认识多在于其消极救助“最大多数的国民”的意义。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在中共内部，农民运动逐渐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对农民运动认识的深入就是对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理解的深入。而在更广泛的思想界，其对于农村的逐渐重视，同样关乎此时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理解。对于知识界而言，即使他们未必赞成中共的革命主张和理论，却因此逐渐关注到农民、农村与农村经济等问题。更有不少知识分子因此而注意到“农村破产”的现象，农村本身也成为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特殊性的重要因素，体现出农民运动理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农民运动本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既有历史叙述中，较多注意到的是其对于中共革命理论的探索。然而从现代思想界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来看，中共农民运动理论并非一种孤立的力量，而是在社会思潮中始终有所发声并能发挥作用的一方。其对于中国革命特殊性理解的深入，也与此时的思想界对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因此，有必要将这一理论放回此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史中加以考察，以窥见农民运动造成的“荡激”效应，与因此产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消极的“大多数”：中共成立初期对于农民运动的认识

五四运动前后，“新村运动”流行，使得不少新式读书人因此产生了“到乡村去”的念头，但在这些“新村”的憧憬与实践中，尚多充斥着对于乡村生活的浪漫想象。随着讨论与实践的深入，不少人开始意识到改革“恶浊的旧村”的重要性。以1921年沈定一、彭湃等人开展的早期农民运动为标志，知识分子关于“新村”的想象逐渐走向了真正的农村。然而考察此时农民运动先行者的想法，多将农民运动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改造的一个部分，甚至不少早期的中共成员也倾向于认为，革命并不能在农村爆发，对农民的革命性颇有怀疑。这样的认识与此时思想界对于农业的认识有关。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理解，农业被认作社会发展中一个较为初级的阶段。就更广泛的思想界而言，“化农为工”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经济发展构想，农民也因此被视作较为保守与消极的社会群体。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即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对于农民解放有充分重视。后来青年党的党魁、当时准备赴法留学的李璜也提出，“我们中国既然是个农业国，平民里头自然是农民占大多数”，因此计划学习农学，“将来回国好与农民亲近”，实现社会改造。谭平山则提醒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造的青年，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全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谓实际上改造社会，所谓根本上改造社会，和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那方面着手改造社会，岂不应该先向那现在的农村着手吗？”相对于较为浪漫化的新村想象，这种对于农民解放、农村改造的关注，已经体现出较为务实的面相。三人不约而同强调农民群体作为国民中“大多数”这一特征，可以说，他们对于农民的关注主要在于其数量的巨大。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则对农民的革命性有着较为消极的看法，他提出，“农民习于私有制度，最初是不肯赞成社会革命的，要他们不来妨碍社会革命，放弃土地私有，就非用狄克推多制不可”。萧山农民抗租风潮发生后，与国民党浙江党部关系颇密切的《民国日报》虽然表示了关注和同情，但又怀疑农民运动“能否继续下去”。更有读者来信表示：“农人在这半世纪以内，可谓无望。……其实工人方面如能普遍觉悟了解，为有力的运动，即使丢开农人，也不要紧。”对此，邵力子虽然感觉“未免太看轻劳农”，但他也只是强调“有志改造社会者在农人方面也应多多努力”，要积极到乡间去感化农人。张国焘更认为，“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在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尚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依靠知识阶级作为“革新势力的先锋”。对于农民革命性的质疑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

因此，早期中共关于国民革命的论述中并未强调农民在其中的特殊意义。稍后中共三大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虽然提出要“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但更多强调的是其人数众多，有着辅助革命的意义。1923年，邓中夏在论及农民运动现状时承认，“农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进；农民的住处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论上讲，农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不过，从农村抗税、罢租运动的现实来看，邓中夏又认为“中国农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觉时期”，因此提倡青年们“到民间去”，“这样一个占全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绝非“我们青年革命家所可忽视”。可以说，邓中夏一方面重视农民作为“大多数国民”参与革命的重要性，但对农民的革命性也不持乐观的认识，因此希望通过“青年革命家”的教育与组织加以动员。稍后他还说，“中国农民运动在现时只可说是萌芽时期，当然不能像工人运动一样可有编成数十万言专书的资格”。

邓中夏的观察提示，此时对于农民革命性的理解，存在一个对比方，即工人群体的存在。作为新兴的无产阶级，工人的革命性是毋庸置疑的。比较之下，代表了落后生产方式的农民的革命性相对较弱。这一认识与思想界此时对于工农关系的讨论有一定的关联。在著名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钊即特别说明，中国“以农业立国”造就的文化制度在此时产生动摇，正是“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的结果，而这一“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是不可逆的潮流，因此，“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换言之，要使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生活适应“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

李大钊的看法中体现出强烈的社会经济进化阶段论特征，这在此时的思想界为不少人所分享。1921年章士钊提出“以农立国”，之后对于章士钊的批评即有不少从这一角度出发的论证。早期共产党员杨明斋明确提出，“五千年的历史循环在今大变动之所以然是由于农化为工”；恽代英则从国际局势的角度提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这些讨论均认为工业化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相应地，农业经济也就被赋予了落后的意涵。如孙倬章所说，农业“为保守的，少进化的，与现社会之进化潮流当相反”。他承认农国论是“就中国国情，以为改良中国的主张”，但无论从理论或事实上，皆是一种“反抗进化潮流的主张”。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农业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或者生活样式，它同时代表了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发展阶段。陈独秀此时对于农民运动的看法即为代表。在1923年的《中国农民问题》中，陈独秀说中国农民已经成为了“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既然是潜而未发，显然尚有所保留。稍后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更提出，“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换言之，农民运动即使能够发生，也需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之上。实现了农业资本主义化，才能产生“农业的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力量。陈独秀的观点后来被批评为“二次革命论”，更引起了革命领导权等诸多争议。然而结合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这一观点在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内外均具有某种代表性。

必须注意到的是，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早在1921年就提出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农民运动相较于“都市的劳工运动”，存在一些独具的优势，如佃农“和田主的距离很远，凡甚么运动，田主都不知”；农民虽然缺乏团体训练，但“有忠义气，能老老实实的尽忠于自己的阶级”等。若与邓中夏、陈独秀等人的观点比较，彭湃所看到的优势，正是前述诸人理解中的缺点。这固然体现出彭湃在这一问题上的远见卓识，而从彭湃屡次感叹“少同志”“同志不来”的状况，也看出他作为先行者的寂寞。到1924年阮啸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即特别说明“粤地农民运动自然磅礴起来”，并非如第三国际认为“完全是C.P.的工作”，“区委已极力使担任农运的同志们尽量去找青年农民而组织训练之”。这也体现出此时中共对于农民运动的领导尚缺乏足够的重视。

雷蒙·威廉斯曾经注意到，大部分社会主义者（他称之为“欧洲的城市社会主义者”）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假思索地重复着“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这样的说法，并心甘情愿地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化与都市化理解为某种进步性。这一状况在中国革命史中同样存在。作为国民革命“潜势力”的农民固然因为数量众多而受到重视，但由于农业本身在社会经济进化中所具有的落后性的理解，对于农民运动的认识也相对消极。此后，农民运动的意义在国民革命乃至共产国际长期成为聚讼所在，也正因如此。到1926年，后来组建第三党的谭平山尚认为，“农民群众的普遍心理，是小资产的心理”，因此农民不仅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甚至还有成为反革命的危险。可见这一消极理解方式的持续程度。

农民运动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从农业国进化到工业国固然是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另有一条与之相关又更为复杂的线索，即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和东方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理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之下，东方国家的民族工业发展受到阻碍，同时土地迅速集中，造成了大量的无地农民。因此其民族革命运动应当积极与农民运动发生关系，并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与发展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也修正了此前从传统农业国进化为现代工业国的单一路径。东方国家的农民（这里提到的无地农民已经是一个阶级概念）不再是落后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图景中，他们还具有积极支援甚至参与革命的能力。这一认识对于稍后中共农民运动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1923年从莫斯科回国的瞿秋白即有连续数篇文章，讨论帝国主义时代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帝国主义“紊乱了中国旧时经济基础之宗法社会的农业”，使得“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等小生产者渐渐失掉了他们的生产资料”，“一天一天失掉了他们生活的保证”。廖仲恺在第一次农民运动讲习所上的讲话也特别说明，“帝国主义一出……我国数千年之安定生活及以农为本之国情亦随之根本摇动了”，他提醒听众：“今日之农民运动，其根本原因为国际问题、国民革命问题，非只为对付地主之内部问题。”相较于此前救助“大多数国民”的看法，走向国际的农民运动理论体现出了国共合作时期共有的新认识。

受上述认识的影响，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了《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其中即说明“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按照其中的解释，“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并将义和团运动界定为“农民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这里言及东方国家，既注意到其在帝国主义时代经历的改变，更赋予了此时正在展开的农民运动以不同的意义。可以说，中国作为农业国的特征，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具有了新的意义。农民运动不仅仅是东方国家因地制宜的选择，也不仅仅是对某一部分国民生活的救济与改良，而且具有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积极意义。

因此，中国农村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在此时引起了不少关注。吴芳亭注意到，现在有人以为“我们国内，有农民不受外国资本主义者的压迫、剥削；唯有农民还没感受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所赐给我们的痛苦”，“他们觉着中国的农民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于这样的看法，吴芳亭以山东的蚕农为例，说明国际关税壁垒对于中国蚕丝价格的影响，从而阐明农民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稍后《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更详细分析，“自从外国资本家把他们的洋货潮水般的输入中国以来”，乡间男耕女织的传统难以为继，生活费用上涨，农民面临着“各方面的压迫”，承担了“国家的损失和危险”，因此足以成为重要的革命的力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授的科目中，“关于中国国民革命之基础智识者”也包括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简史”等内容。传统对于乡村的认识，均偏于其相对较少与外界交流的一面，正面的说法是“自足”“隐逸”；负面来说则是封闭与缺乏变化。上述论者所关注到的直接受帝国主义影响的农村，已经体现出对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现状的不同认识。

同时，这一时期阶级观念与阶级分析法的逐渐普及，也使得对于农民群体的认识呈现了不同的样貌。早在中共创建前后，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是否存在阶级已在思想界引起不小的争议。随着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开展，农村中的阶级状况更成为一个突出而敏感的问题。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中曾提出，阶级并非固定的社会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发生于人际关系中的历史现象。与这一思路相似，早期农民运动的实践者，也主要是从农民受压迫的程度加以注意。沈玄庐在萧山宣传“农民自决”时即认为，“中国底农民，形式上虽是自由农民”，遭受的压迫却甚于俄国农奴。邓中夏则认为中国农民不能与俄罗斯的农奴制度相提并论，但即使如此，“农民所受经济上政治上的痛苦”也已经够了。这些论述尚未涉及经济结构，而更看重实际状况与感受以避开理论上可能的困境。

1923年国共合作之后，关于阶级理论与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理解也逐渐有了新的发展。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农民运动宣言称，“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但又说“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才能取胜，这里提到的“农夫”与后来通行的“农民”一词存在着微妙差异，至少尚不强调其阶级的意义。1925年的《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开篇明言“我们人民自古就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士是“知识阶级”，商是“资本阶级”，只有农工“都是以劳力谋生的，本是四民中的劳动阶级”，这一基本叙述显然与后来的阶级分析还有不小的差异。以广东农民运动闻名的阮啸仙认为，“农民和工人，本是同一阶级的，不过形式上所受的压迫不同”。阮啸仙所说的“被压迫阶级”，与前述“劳动阶级”相似，均是相对简单与含混的认识。

到了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开始将农村中的人群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种阶级；“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不同，因而影响于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毛泽东的这一区分，标志着对于农村人群的认识，从此前的职业差别转向了阶级的分析。在稍后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还明确提出，农村中的半自耕农和半益农、贫农“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李大钊则以《土地与农民》一文揭示出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意义，使阶级分析从贫富差异的感性认识进一步发展，提出，革命的土地政策即需要建立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

同时，帝国主义概念的引入也使得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有了进一步解释的空间。彭湃在对海丰农民状况的描述中即说明，“自耕农兼小地主及自耕农这两种农民本可自给自足”，但受到“帝国资本主义侵入”，不得不走向变卖土地，“遂至零落变成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湃的这篇报告，讲述的虽然是1922～1923年间的海丰农民运动，但因在“七五农潮”中被毁，实际完稿时间约在1925年前后，其中对于农民运动的记录固然是较早时期的情况，但对于农村阶级状况的分析，却或多或少地表达出帝国主义时代的意义。稍后，有人提出，农村中的地主与农民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压迫，反帝斗争中是否还需要反对地主？谭平山对此的解释是，“过去的很多事实，都可以证明大地主常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农民运动是“为大多数被压迫最重阶级的群众利益去奋斗”“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同时亦必反对地主”。由此可见，同样依托于农业经济的农民与地主，其作为对立阶级的意义在这一时期逐渐被辨析清楚。而帝国主义因素在农村阶级关系中的影响，使得农民反对地主的行动不仅是对于自身利益的维护，也具有了反帝革命的积极意义。

此时对于农民运动的认识差异，在河南等地红枪会暴动所引起的讨论中可见一斑。陈独秀此时仍然认为，红枪会不免是“落后的农民原始暴动之本色”，必须“引导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旗帜之下”，这与他稍早时期对于农民革命性的认识基本一致。李大钊则提出，红枪会的发生是由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扰乱中国”，致使“中国全国的农民生活不安定，以急转直下的趋势，濒于破产的境遇”，说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认为“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与前述陈独秀的“潜势力”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李大钊亦承认，“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致使各地之间红枪会的活动易为军阀所利用，但他进而提出，这就需要“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加入其中，“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罗绮园也认为，农民运动的宣传若能“用千百倍的显微镜把他们眼光放大”，激发农民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思想，“国民革命的可能性遂即孕育长大于此新现象之中”。

综合以上观察，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东方国家革命理论影响之下，农民运动的意义从对于“大多数国民”的消极扶助，转而成为“国际问题”，提示出中国革命可能形成的独特道路。在一次讲演中瞿秋白提出，当今中国，“一面工业不能发展，农业却又日益破产”“这是农民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农民运动“革地主买办的命”，才能真正破除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经济基础，从而完成中国革命。因此，农民运动具有了“社会进化过程”的意义。毛泽东在阐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时提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因此依靠“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固然重要，“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建立在阶级分析之上，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得到了更为清楚的凸显。

更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理论与阶级分析法的影响之下，时人对于农村的理解也因之发生了微妙转变：不仅农村正在被卷入世界市场，其中的居民也根据占有土地状况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阶级特征；此前与“工”对应的“农”，逐渐分化为后人更为熟悉的农村中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当农民运动逐渐注意到农村与农民都并非铁板一块的时候，更为具体的雇农、贫农等阶级划分标准成为了革命真正可靠的理论。这样，帝国主义时代的农民运动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内容，阶级观念之下的农民也就与农民运动一道具有了革命的正面、积极意义。这一认识不仅影响着国民革命的理论，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叙述与解释，也形成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感受，重新塑造着人们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理解。

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对于思想界的影响

自1924年开始，农民运动逐步在广东、湖南等地展开，对社会造成不小的震撼。在农民运动高涨时期的武汉即有人感觉，“未学稼或不在党的人们，在这个世界，遂感觉无地自容了”。有人更乐观地认为农民运动可以一举摧毁乡村封建制度。这一认识固是世风激进的产物，但农民运动对于社会文化的整体影响也值得注意。林祖涵在对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观察中，即感到“乡村中因农民变（运？——作者注）动，已将一切旧的文化动摇，如神权族权等，均已失其效力。……实际产生了种种的新文化”。乡村中的“新文化”是否实际产生可另论，但这种对于“旧的文化”的动摇恐怕确实不小。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其影响并不仅限于一时一地，而是逐渐波及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于不同的人群形成了或强或弱的震荡。

在农民运动最为激烈的湖南，除了打倒土豪劣绅，有人开始讨论废止祀孔的问题，意图以此“打破封建思想的大本营，毁灭反革命派的护符”。“打倒家族主义”“打倒旧艺术”等类似这些在五四前后即已出现的讨论，均挟农民运动的声势卷土重来。当时中共湖南区还提出了农民运动对于建设民主政治的意义，认为只有通过农民运动“推翻乡村的封建制度”，才能实现“由过去的乡村到将来的乡村，由土豪劣绅专政的乡村到民主政治的乡村”。这些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的诉求，此时在湖南农民运动的激进空气之下重现，既是运动本身的所向披靡，也可视作较长时期内社会运动深入文化领域的努力。甚至据说有湘绮弟子以诗言志：“忽然抛卷披衣起，决计磨刃向左倾。”颇可想见农民运动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在此浪潮的荡激之下，一般被认为较为保守的北方思想界也开始重新思考农民问题。正是在农民运动发展逐渐至于高潮的1925～1927年，思想界出现了又一次讨论，尤其以章士钊“以农立国”论的旧事重提为代表。章士钊1925年在《甲寅》杂志刊行《农治翼》一文，所谓“翼”，是要呼应段祺瑞提出的“力田而食，以农立国”。章士钊将段氏所论定为“立国大本”，还特别说明，农治之说，“国人能洞明其义者殊尠。间有撰述，辄遭驳诘”。稍早章士钊已在《甲寅》上重申农国、工国的差别：前者在于“力田以自取给而无不足”，后者则是“不恃己国之地力，而恃世界之商场”。这里所说的“工国”，已与章士钊五四前后所论“工国”强调机器化工业生产的意义不同，而开始偏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含义。在一次讲演中章氏也认为中国“徒慕伪工业国之文明”，以致“沈于半殖民地之境”。这些措辞上的差异，均显示出章士钊“以农立国”论因应外部思想气候而发生的改变。

此后在《何故以农立国》一文中，章士钊更说明，自己之所以重提五年前的旧说，就在于“时”的变化，以农立国确实“已成议题”。此时“工业本身之痞疾”已经显现，而试图解决这种问题“现未如无产阶级专政”等解决方案，却不过是“投瞑眩之药”。只有依靠“全国之农村组织，大体未坏”这一优势，“力挽颓风，保全农化”，才是中国应有的发展道路，并可以此完成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独有之贡献。这既是在重申自己对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观点，也是对于时下农民运动的批评。梁漱溟曾回忆，自己在1923年虽曾有“农村立国”的想法，却“怕是主观上的乌托邦，无用的长物，而不敢自信”，要到大概数年之后才有了自信。这种对于数年间思想气候变迁的感受，与章士钊也有相似之处。

章士钊此时的农国论仍然受到不少批评。如刘大钧即认为其对于经济史发展趋势缺乏了解，因此无法说明“究竟怎么算是以农立国，怎么用农业的精神，去办工业”。批评者的论点大致不出此前范畴，但章士钊的旧题新讲，在此时获得的呼应却与数年前和之者寡的状况大有不同。也是在1925年，长期在山东从事地方建设的老同盟会员王朝俊（鸿一）与米逢吉、尹仲才等人提出《建国刍言》，要求“毅然摆脱模仿欧式之缚束”（这里所谓欧式实际多是针对“新俄”立言）。其中提出以“传贤民主国体”与“划一村治”“农村立国”作为治国途径，重新弘扬“国性”。梁漱溟后来评论《建国刍言》“很有些伟异的识见与主张”，尤其说王鸿一，“他能标揭主义；他能建立名词；他能草订制度”。上述主张与章士钊相类，也同样有着建言献策的色彩。而“以农立国”“农村立国”等策论在此时的出现，尤其提倡者作为“对手方”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新俄”，均可看出农民运动的荡激效应，及其对于思想界潜移默化的影响。此时同样转向农村的还有关注平民教育的陶行知。在这一时期，他所关心的教育改进问题开始从都市平民转向乡村，试图通过乡村教育的改造，使得“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新生命”。学习农学的吴觉农更提出，中国若能“打倒都市中心的文明”“维持农村的经济”，并且“创造农村的文明”，就是贡献了“救济世界的一条康庄大道”。

上述观点虽然从“以农立国”的政策到乡村教育，内容不一，但均是农民运动之后对于农村的新关注，农村在中国社会的基础作用因而逐渐显明。因此在对农民运动的批评中，也出现一种思路，即认为农民运动之所以发生，实际上是对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忽视。1925年章太炎在湖南之行的一次讲演中即批评，“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他注意到此时“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但实际上“吾国阶级制度向不发达”，“何必多此智识阶级之名称，为文化之中梗”。认为中国向来并无阶级观念，本是晚清以来思想界的议题，而将此一问题放入城乡差别，可见太炎对于时局的敏锐。他在讲演中又表彰晨光学校“以养成农村人才为宗旨，化除阶级，镕合城野，最为适用之教育”，虽然是出于对主办方的奉承，“化除阶级，镕合城野”却也说出了这一时期不少人的思虑所在。

到1927年，颇可代表北方舆论的《大公报》提出了两层观察。首先，农村问题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失衡的表现：中国号称“四千年之农国”，但由于近年来时局动荡，以至“仿佛重农为俄党之发明，而非中国所夙知者然”，可谓“中国之耻也”。因为对于农工大众，“于可能范围以内，改善其生活，保护其利益。此皆天经地义，凡文明之国无不行之，无所谓赤白也”。换言之，“重农”本是中国的传统，改善农民生活应是政府分内之事，却在苏俄影响之下的农民运动中集中出现，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社会问题。然而，它虽然肯定了农民运动的“重农”要求，却并不认可其做法，谓之“一读即可知其为仿行苏维埃制度者是也”。并进一步批评，“苏俄之主持东方政策者，其心理上或视中国等于高加索，或中央亚细亚诸民族，或侪之于布利亚特，外蒙之流”，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缺乏了解。如果暂时搁置政治立场所造成的偏见，这一批评也涉及农民运动理论本身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对于中国社会状况深入认识的要求；其次则是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进一步思考。如前所论，农民运动的发生本已是东方革命论的因地制宜，批评者犹嫌其不够了解中国，足见思想界对此问题的敏感程度。

1927年1月，《东方杂志》第一次定期征文活动，题目即为“农民状况调查”。当时编辑是通常被视为东方文化派的钱智修，但在刊首提要中，他对于农民运动时期“激进的土地政策”却不乏澄清，并特别说明，“农民问题乃是中国的谜。把这个谜猜透了，中国的将来，也就决定了大半了”。可以说，到了国民革命后期，即使是在没有直接受到农民运动冲击的地区，其荡激效应也如涟漪一般扩散到了更大的人群与论域。无论是否赞同农民运动理论，这场运动都激起了更多知识分子对于农村的关注，既有人因此重新体认了东西文化讨论中中国文化“农”的因素，提出了“以农立国”的策略，也有人更具体地关注农村教育、农民生活改良等问题。这一过程与中共党内关于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遥相呼应，体现出农民运动在文化思想界产生的深远影响。

后果：从农村理解中国

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与国民党的“分共”，各省农民运动被陆续停止。到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甚至“农民”二字也为国民党讳言，如农民部被改称为农人部，农民运动改称为农人运动等。浙江省党部编订的《十六年前的国内农人运动状况》，则径将国民党二大提出的《农民运动决议案》里的“农民”全部改为了“农人”，这是把农民运动视作“联共”的产物而有意区别。但即使如此，农民运动提出的问题仍然在社会思想界持续发挥着影响力。不仅在曾经的国民革命同盟内部存在着对于农民运动及其经验的讨论，本着反思甚至反对农民运动为基本思考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逐渐成形，在30年代风靡一时。更重要的是，农民运动时期关于农村状况与农村阶级关系的探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微妙地改变着时人对于农村的认识，形塑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乡村的农村形象。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在检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原因的过程中，对于农民运动意义的认识成为了一个重要内容。瞿秋白在1928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意味着中共对于农民运动与中国革命道路特殊性的进一步探索。蔡和森也提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并且认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应该比在俄国更加重要。他还特别批评了陈独秀农民运动必须待“农业资本化”后的观点，认为这是误认革命性质、忽视农民。这一时期，“八七会议”确立的实行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六大”提出的扩大农村根据地等要求，以及此后农村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至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提出，均可看到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正在形成。

另一方面，以改组派为代表，国民党内部对于国民革命中“错误”的反思，也以农民运动为主。陈公博即认为，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小作农业社会”，因此不能照搬“工业社会当中极强烈的工农运动”，国民革命的错误正源于对中国“农国”性质的忽视。陈公博并不赞成农民运动，但其反对的方式却来自“小作农业社会”的观察，这在陈公博本身或许是入室操戈的手段，却表现出背后社会经济观念的深刻影响力。顾孟余也承认农民问题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封建制度，多数农民的生活，却与农奴没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提出应当实行保护佃农与减租的政策。

这一时期被陶希圣称为“对于国民革命事后回想的时期”，社会思想复杂多变，但在不同党派、政见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共同倾向，即通过农村理解中国。在农民运动的洗礼下，此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农村，开始得到了思想界广泛的正视甚至重视。这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更涉及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特殊性的理解。相较于此前中西文化论争中主要关注的哲学、心理学等层面而言，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开始具有了较多社会经济的因素。而其中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追根溯源，则落实在了农村。

五四前后被视为“东方文化论者”的梁漱溟在此时提出乡村建设，即可作为这种变化的代表。1929年，梁漱溟自承受到“革命理论”洗礼之处颇多，并评论：“三数年来的革命……亦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即“大大增进了国人对所谓世界列强和自己所处地位关系的认识与注意，大大增进了国人对于‘经济’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注意”。梁漱溟所说的“三数年来的革命”，正是国民革命。其中所谓“大大增进了”的两点，前者涉及对于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的认识，后者则是社会经济观念。这样一个积极回应革命理论的梁漱溟，与五四前后的“东方文化论者”已体现出不小的差别。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虽然注意文化的生活面向，但基本不涉及社会经济的内容。到了此时，梁漱溟对于乡村建设理论的介绍却是以社会经济的分析作为开篇，并特别说明，“经济问题是牵全中国社会为一身的问题，非求总解决不可”。对于后世学者而言，乡村建设固然仍可以被视为一种“以农立国”论，不出文化保守主义的范畴，但其与此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差异以及其对于革命理论的回应，皆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当然，从社会经济角度分析社会乃至历史现象，应该说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的后果。然而梁漱溟的这一分析使得东西比较的研究从文化乃至心理学层次的差异，转入了社会经济的领域，并将其落实在中国社会的城乡差别，从而提出乡村建设理论，却是“后农民运动时代”才会有的主张。这一时期的梁漱溟明言，“现在中国社会，其显然有厚薄之分、舒惨之异者，唯都市与乡村耳”。他承认城乡差异固然早已存在，但“自西洋式的经济、西洋式的政治传入中国，更加取之此而益于彼”。所谓“西洋式”与中国的对立，显然是在回应此前的东西文化论争，但此时梁漱溟论及城乡差别，又有着不少着意立异的地方。他特别说明，自己之所以强调城乡差别而不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来描述中国社会；之所以使用“乡村居民”而非“农民”“农工”“被压迫民众”“无产阶级”等词，并非是不懂“社会科学”，而是希望体现出与阶级分析法不一样的思路。这一颇具苦心的腾挪着眼仍是在中西文化的差异，但若不考虑到此前农民运动对于农村阶级关系的讨论，梁漱溟的这番苦心孤诣恐怕就有些失落了。

斯金纳在对于思想史的讨论中提出，研究者不仅需要了解这些作者提出的观点，“而且还有他们论述和试图回答的问题，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赞同、或质疑和驳斥，或者说不定甚至出于论战目的不去置理政治辩论中盛行的设想和规范”。农民运动产生的深远影响，正是形成了在此后十数年间不得不应对的农村问题，无论是赞同、质疑或是故意“不去置理”。中国共产党固然进一步实现了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诸如国民党内部的改组派，一般被视为具有社会改良主张的乡村建设派，这些不同政治主张的个体与组织，也不得不面对农民运动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农村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地位得到了确认与重视，农民运动中提出的农村衰败、阶级分化等问题，也使得时人对于农村的认识有了新的视角与方法。

还需要注意到，在章士钊的“以农立国”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国的农村“大体不坏”，而此时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农村的衰败已经相当明显。农民运动中对于农村衰败状况、农民生活困苦等的关注，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到1930年逐渐演成了“农村破产”之说。《大公报》社论即认为，“农村与城市的不均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见病症，“中国虽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式的大工业，也没有偏袒工人的社会主义，但是却有外国的工业品大批贩来，一样会使农村破产，人口集中于城市。”这里关注到的农村问题集中在城乡差别一面，与农民运动理论判然有别，但却延续了此前对于农村的关注。其中所谓“农村破产”，作为社会危机的程度显然又甚于此前。甚至在世风偏于保守的东北，也有报人批评中国作为“农业古国”却长期忽视农业改良，尤其“社会知识阶级，及大资本家，不作舍‘农业国’一跃而为‘工业国’之奢梦，即直接以租界商埠水陆要邑，仅谋垄断农产物及农业制造品之输入输出”，致使“农业破产，亦即不啻国家经济基础沦于颠覆”。

可以说，作为农民运动对于社会现状的判断，“农村破产”的看法已经逐渐扩散至整个社会舆论，影响到此后对于中国现状的认识，提示出北伐后思想界特殊的激进气象。有人甚至提出，农民问题固然是以土地问题为著，但“解释得宽大一点，无论是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以至于社会的，整个的文明问题，都可以包括在农民问题之内”。可以说，农村在此时已经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农民运动正为其滥觞。

简言之，五四前后初见端倪的“以农立国”，到30年代初期已经成为一种“从农村理解中国”的认识倾向。这一倾向有三个层次。首先是正视农村问题在中国的广泛存在。这直接受到此时期城乡关系的改变、尤其城乡差距扩大的影响，因而特别注意到农村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相较于农民运动较为激进的革命主张，这种正视得到了社会最广泛的接受，也可以说是“从农村理解中国”最基本的意义。在此基础之上，思想界亦出现一种自觉，即将中国的“以农立国”视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文化类型，并由此出发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另一个影响到思想方法的重要的因素，即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也与农民运动中逐渐流行起来的阶级分析法密不可分。最后，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农村尚持有较为乐观的认识，无论是在东方国家革命论影响下的共产革命者，还是相信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以农立国”独特道路的社会改革者，他们对于农村的理解均最为正面，不仅承认中国“以农立国”的过去与现实，更积极从农村寻找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

这种从农村理解中国的倾向成为社会的共识，亦不妨视为中国文化自我解释的一种可能性。早期中西文化的差异被具体到工农、城乡的问题上，其所具有的社会进化论色彩，使得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活方式具有了落后的意味。对于有着农耕传统的中国来说，这一后果更使得其自我认同出现了某种危机，影响至为深远。另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世界格局的形成与20世纪世界革命的发展，以共产国际对于东方国家革命形式的探索为代表，这一相对单线的社会进化理论也不断受到挑战与修正。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更为复杂化，其自我解释的必要性也变得更为紧迫。阶级分析法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固然来自马克思主义与共产革命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但就其最宽泛的影响力而言，也体现出重新阐释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长期努力。如果承认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基本价值（或罗荣渠所谓的“多线发展的现代化”），这一时期开始的“从农村理解中国”，至今仍有值得思考之处。

编辑：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