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丨蔡键 郭欣琪：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乡土社会的情感依赖”还是“不完全信息的有限理性”

2020与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把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作为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农地流转集中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化解我国小规模、分散化和低生产效率格局的重要策略。因此，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鼓励通过农地流转，将农地从低生产效率的农户配置给高生产效率的主体，以提高农业规模报酬。根据《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数据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针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4520号建议回复，中国农地流转总面积已从2006年的0.037亿hm2增至2020年的超过0.37亿hm2，农地流转发展迅速。

尽管多项政策制度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却未能有效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熟人、小户间农地流转，不仅无益于缓解农地细碎化问题，还会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下降。何欣等利用全国29省（统计数据未含新疆、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2015年发生在小农户之间的流转比例为76.3%；Ma等的研究表明，在江西和甘肃省，分别有95%和85%的农地流转发生在亲戚之间。可见，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不足，熟人流转、小户间流转仍具有普遍性。

对此，学者们进一步指出，乡土社会所形成的熟人网络，促使农户更倾向将具有“人格化”特征的农地转出至具有亲缘、地缘关系的熟人，这是一种感情依赖的信任机制和有限理性选择。然而，前人研究却未能说明，流转对象选择熟人的根本原因究竟是情感依赖的主观动机，还是不完全信息客观条件下农户的有限理性选择。对此，本研究通过探究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的根本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化的有效措施，从而避免农地转出对象过度熟人化，以期通过高效、有序的农地流转真正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最终提升农地流转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 理论与研究假说

1.1 农地市场特征与熟人交易的根源

1.1.1 农地流转市场的基本特征

第一，从地理空间来看，农地流转市场植根于半封闭的乡土社会。改革开放所建成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激励农户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农地细碎化的困境。推行农地流转，通过承包经营权在农户之间的流转来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改变农地细碎化、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重要举措。然而，受限于土地不可移动的属性，农地流转市场只能植根于农村地区，人情来往、道义经济等乡土社会的烙印因此深深刻画于农地流转市场中。第二，从市场环境来看，农地流转市场内部表现出明显的信息不完全特征。世世代代的农业耕作传统，既强化了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和财产价值，更塑造了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依赖。如此背景下，植根于半封闭状态的乡土社会的农地流转市场，其土地交易呈现出乡村与城市、村内与村外的不对称信息特征。

1.1.2 农地市场特征下熟人交易可能诱因：“情感依赖的主动选择”与“半封闭市场的被动接受”

情感依赖的信任机制是农地流转发生于熟人之间的一种解释，因为从地理空间来看，农地流转市场在乡土社会建成，而中国的乡土社会具有典型的人情、道义特征，市场中的主体可能会因为这种情感、“面子”，甚至依赖而选择将农地转出给熟人。即熟人社会所赋予的信任使他们能够放心的接受具有“人格化”特征的土地的交易，主动的将农地流转给熟人。当然，决定农地流转常发生于熟人间的原因也可能是农民的被动选择，因为农地流转市场的第二个特征是半封闭市场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关系网络有助于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和交易保障，即在半封闭的市场环境下，农户不得不将农地转出给熟人，否则他们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可见，农户选择将农地转出给熟人，有2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乡土社会下他们出于情感依赖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二是半封闭市场中他们为了降低不确定性而做出的被动选择。

1.1.3 熟人交易的根源：市场信息不完全

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乡土社会下的情感依赖是决定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的根本原因，那么只要农地流转市场的地理环境没有与乡土社会分离，这种熟人交易的频率与规模就不会减少。但是近年来，伴随着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成长，熟人间、小户间流转现象出现减少的趋势。换言之，在乡土社会没有本质改变的情况下，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现象却有所减少，可见情感依赖并不是农地流转市场的本质特征，更不是农地流转常发生于熟人间的根本原因，只是农地流转市场植根于乡土社会的一种表现。相反，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是农户在半封闭市场中的被动接受。因为半封闭市场下，他们只能获得有限的信息，此时如将农地转给非熟人，农户将面临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带来的较高交易成本（包括前期信息搜寻、中期履约监督、后期违约处理等），因此他们更愿意将农地转给熟人。由此可见，植根于乡土社会的半封闭市场，导致交易双方只能获得不完全市场信息，是农户选择与熟人流转农地的根本原因。

1.2 熟人交易破解与研究假说

1.2.1 信息显示机制：破解熟人交易

如图1所示，土地不可移动的属性与乡土社会的半封闭状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地流转市场的信息流动，不利于农地转出对象的市场化发展。从理论上来讲，要彻底改变这种逆市场化行为有2种思路：一是改变农地属性和市场位置的基础条件；二是构建外部信息显示机制以改变不完全信息的市场环境。显然，第一种思路属于从源头上改变这个传导机制的优选策略，但其可行性低，毕竟农地属性和市场位置较难进行本质改变。因此，要打破这种传导机制，农地流转市场亟需引入外部信息显示机制，利用第三方来降低流转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推动农地流转由“熟人交易”向“理性市场”转变。

图1 理论逻辑图

Fig.1 Theoretical logic diagram

1.2.2 研究假说提出

综上可知，当外部信息显示机制建成时，就能打破这种有限理性，促使农户将农地转给非熟人，提升农地流转对象的市场化程度。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源于“不完全信息的有限理性”而非“乡土社会的情感依赖”，外部信息引入将显著改变这种现象。考虑到农村熟人主要表现为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2个维度，将假说进一步分解如下。

假说1：“不完全信息下有限理性”所导致的农地转出对象亲缘化，将随着外部信息引入而发生显著改变；

假说2：“不完全信息下有限理性”所导致的农地转出对象地缘化，将随着外部信息引入而发生显著改变。

2 方法与变量

2.1 数据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源自课题组于2019年7月对广东、安徽、湖南、湖北、江西5省进行的农户调研。根据当地耕作习惯和地理人文特征，课题组在每个省选取1～2个县（市），每个县（市）选取1～2个村，同一县域的两村基本相邻，从而在气候、市场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较为接近。并在每个村选取约30户的农户进行问卷访谈，共获得农户有效问卷564份，包括3922份地块信息，其中649个地块存在转出的情况，占样本总量的16.55%。由于同一个农地转出户可能对不同地块做出差异化决策，本研究将舍弃传统的以农户为样本的分析，转向以地块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2.2 计量模型选择

本研究结合理论分析与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现状，将有中介参与的农地流转视为有外部信息引入，反之则视为没有外部信息引入。一般情况下，当农地转出行为存在时，中介参与对转出对象选择的影响可以被观察到，但在无农地转出行为的情况下，则缺乏中介参与对转出对象选择影响的足够信息。因此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故本研究采用Heckprobit模型进行修正，分别研究中介参与对转出对象亲缘关系、转出对象地缘关系的影响，以验证研究家说。

首先建立选择方程，运用Probit模型估计农地转出决策方程，获得转出概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转出对象选择影响方程，然后运用Probit模型对中介参与对转出对象选择的影响进行估计。

本研究的农地转出决策方程和转出对象选择影响方程分别设定为：

其中：Probit(dec）表示第i个地块的转出决策，Probit(inf）表示第i个地块的转出对象选择，agency表示是否存在中介参与农地流转。X代表在回归分析中控制的一些可能影响农地转出决策或者影响转出对象选择的变量。μ和ε为残差。

2.3 变量选取

2.3.1 被解释变量

在第一阶段农地转出决策方程中，本研究选取是否有农地转出作为被解释变量（见表1）。将有农地转出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在第二阶段回归中，本研究将从转出对象亲缘关系、转出对象地缘关系2个维度来衡量农地转出对象选择（表1）。第一，亲缘关系方面，转出对象为亲戚和朋友赋值为0，非亲朋赋值为1。第二，地缘关系方面，转出对象为本村村民赋值为0，外村本镇和外镇村民赋值为1。

2.3.2 解释变量

本研究选择是否存在中介参与农地流转作为解释变量，存在中介参与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其中，村集体、中介公司、村中能人参与农地流转均视为存在中介参与的情况，由流转双方自己协商则认为不存在中介参与（表1）。

2.3.3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和数据，本研究选择地块特征、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3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表1）。第一，选取土壤质量、交通条件、灌溉条件、地块类型、是否已经获得土地确权证书和地块面积6个指标来衡量地块特征。由于农地的特殊性，转出户将对不同特征的地块区别转出。一方面，土壤质量、交通条件、灌溉条件、地块类型和地块面积是衡量农业生产条件的重要指标，转出地农业生产条件越好，对农户的价值越大，其保障功能和获取收入的功能越强，农户更倾向将其转给自己放心的对象（熟人）来管理；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农地保障功能相应较低，这类农地大多流向陌生的大户或者企业，转出户以获取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地权不稳定性限制了农地交易范围，进而影响转出对象选择，为了降低租约到期后收回农地的交易成本，农户更愿意转给亲缘或地缘关系较近的对象，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关于农户个人特征，选取家庭农业生产主要决定者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在家种地年限和承担风险意愿4个指标进行衡量。随着年龄增加，劳动能力开始下降，外出务工能够获得的工资性收入降低，因此年龄大的转出户倾向于将农地转出给非亲朋和非本村的对象作为其增收的手段；受教育年限越高和在家种地年限越短的转出户其非农就业能力越强，农地的保障功能和获得收入功能越不重要，打破人情信任机制的制约的可能性越大；承担风险的意愿越强，越有可能选择非亲朋和非本村的流转对象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第三，关于农户家庭特征，选取农业经营意愿、住房交通条件、耕地地块总数3个指标进行衡量。农业经营意愿低，意味着对农业的依赖小，农地熟人化流转的可能性降低；住房交通条件（指住处到最近集市或市场的距离）越近和耕地地块总数越少，对转出户而言农业生产就更为便利，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转出户选择流转对象的范围。另外，本研究通过加入省份虚拟变量控制区域差异的影响。

注：数据来源：根据问卷与调研情况整理。

Note:Data source: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and investigation.

表1 变量、具体测量标准与基本统计量

Table 1 Variables,specific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basic statistics

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3.1 计量结果及假说检验

本研究采用极大似然法（ML）估计中介参与对转出对象亲缘、地缘关系影响的Heck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2个模型中athrho值均显著，表明存在选择性偏误，选用Heckprobit模型是合理且必要的。

注：数据来源：Stata 15.0分析结果。、和分别表示双尾z检验值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Note: Data source: Stata15.0analysis results.,,andindicate that the two tailed Z-test valu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1%,5%and 10%levels,respectively,and the standard errors are in brackets.The same below.

表2 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2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3.1.1 中介参与影响程度与假说检验

第一，中介参与有助于提高农地转出对象非亲缘关系的概率，假说1得以验证：“不完全信息下有限理性”所导致的农地转出对象亲缘化，将随着外部信息引入而发生显著改变。如表2中模型1计量结果所示，中介参与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介参与促进农地转出，促进转出户选择非亲朋作为转出对象。在有中介参与的情况下，选择非亲朋作为转出对象的可能性为没有中介参与农地流转的1.501倍。第二，中介参与有助于提高农地转出对象非地缘关系的概率，假说2得以验证：由于“不完全信息下有限理性”所导致的农地转出对象地缘化，将随着外部信息引入而发生显著改变。如表2模型2计量结果所示，中介参与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介参与促进农地转出，促进转出户选择外村农户作为转出对象。在有中介参与的情况下，选择外村农户作为转出对象的可能性为没有中介参与农地流转的1.597倍。

回归结果表明，有中介参与的转出户更愿意选择非熟人作为流转对象。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处于半封闭的乡土社会中，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问题，现代信任机制所依托的制度法规是不健全甚至是缺失的，出于风险规避需求，农户在不完全信息下只能有限理性的选择依赖熟人，从而造成农地流转效率损失。而中介组织作为重要的信息流通载体参与农地流转，通过构建第三方信息显示机制，促进农户与更广阔的市场建立联系，同时也将转出户监督成本内部化。一方面，中介组织有助于转出户充分掌握信息，避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搜寻、传递、评估农地流转信息，使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将农地转向非亲朋和非本村的流转对象以获得更高收益。另一方面，在合约执行与维护环节，中介组织对流转合同的公证与担保能够显著地增强流转双方契约关系的稳定性，从而降低了违约带来的风险，即降低了转出户监督履约的成本和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化。

背后的深层含义是：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的根源是“不完全信息下农户的有限理性”，而中介组织参与农地流转，其本质是构建外部信息显示机制，规范交易双方行为，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以及合同执行和监督成本，进而打破不完全信息下转出户的有限理性选择。因此，随着外部信息机制的建成与完善，农户不再需要被动接受熟人交易，而是选择更具效率的非熟人作为交易对象。由此论证，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的根本原因是“不完全信息的有限理性”，并非“乡土社会的情感依赖”。

3.1.2 控制变量影响程度

第一，在转出对象亲缘关系方面，交通条件对转出对象亲缘关系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交通条件好的地块流向非亲朋的可能性为交通条件差的地块的1.756倍。灌溉条件对转出对象亲缘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灌溉条件好的地块流向非亲朋的可能性为灌溉条件差的地块的63.6%。地块类型对转出对象亲缘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平地地块流向非亲朋的可能性为坡地地块的7.6%。是否已经获得农地确权证书对转出对象亲缘关系存在负向影响，未获得确权证书的地块流向非亲朋的可能性为已经获得确权证书地块的72%。年龄对转出对象亲缘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非亲朋作为流转对象的可能性提高0.028倍。承担风险的意愿对转出对象亲缘关系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承担风险的意愿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非亲朋作为流转对象的可能性提高2.350倍。第二，在转出对象地缘关系方面，灌溉条件对转出对象地缘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灌溉条件好的地块流向外村农户的可能性为灌溉条件差的地块的27.6%。地块类型对转出对象地缘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平地地块流向外村农户的可能性为坡地地块的42.8%。年龄对转出对象地缘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外村农户作为流转对象的可能性提高0.040倍。承担风险的意愿对转出对象地缘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承担风险的意愿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外村农户作为流转对象的可能性提高0.279倍。耕地地块总数对转出对象地缘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耕地地块总数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外村农户作为流转对象的可能性降低6%。

其中，交通条件和是否已经获得农地确权证书对转出户流转对象的选择与理论预期不符。其原因可能是，第一，尽管转出户选择非亲朋或者非本村的流转对象将面临更高的监督履约成本和可能发生处理违约行为等交易成本，但非亲朋或者非本村的流转对象大多出于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需要，愿意为交通条件好的地块支付更高的报酬，使得转出户所得收益大于其为此支付的成本，转出户选择将农地转出给该类对象。第二，农地确权不仅增加了农户的产权强度，还增强了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从而抑制了农地流转，农户因此对其愿意接受的农地流转价格评估过高，阻碍了农地流向非亲朋、非本村农户的市场主体。

3.2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增加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前人研究结论，农业生产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的流动相互关联，农户面临的并不是孤立的、单一要素流动及其策略问题，而是多要素的配置及其市场参与决策。因此，本研究在影响方程中增加“2018年是否存在农业劳动力缺乏的情况”和“2018年是否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况”这2个控制变量，以控制家庭农业劳动力和资金对转出户流转对象选择的影响。本研究将2018年不存在农业劳动力缺乏的情况赋值为0，反之，赋值为1；将2018年不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况赋值为0，反之，赋值为1。从检验结果（表3）来看，本研究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影响方程）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results(influence equation)

当分别在各个模型中增加这两个变量后，中介参与对转出户流转对象选择的各项指标仍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3），并且与表2中的回归结果相近。因此可认为，中介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对转出户流转对象选择的影响是稳健的，即“不完全信息下有限理性”是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的根本原因，外部信息引入将显著改变这种现象。另外，新增变量的影响效应如下。

第一，2018年是否存在农业劳动力缺乏的情况对转出对象选择存在一定的影响。对转出对象亲缘关系不存在显著影响；对转出对象地缘关系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2018年存在农业劳动力缺乏情况的地块流向外村农户的可能性为不存在劳动力缺乏情况的2.012倍。

第二，2018年是否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况对转出对象选择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018年存在农业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地块流向非亲朋的可能性为不存在资金紧张情况的1.878倍；地块流向外村农户的可能性为不存在资金紧张情况的2.199倍。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厘清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的根本原因，本研究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说，并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进行检验，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说：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源于“不完全信息的有限理性”而非“乡土社会的情感依赖”，外部信息引入将显著改变这种现象。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论证中介参与市场的外部信息引入，将显著提高农地转向非熟人的概率，进而说明“不完全信息的有限理性”才是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的根本原因。研究结论包括如下：第一，不可移动的农地属性和流转市场植根于乡土社会的现实条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信息的流动，农户在不完全信息下的有限理性选择就是与具有亲缘、地缘关系的熟人进行土地交易，以减少不确定性。第二，中介参与农地流转，通过构建外部信息显示机制，减少农户之间搜寻信息、寻找交易对象的成本，促进转出户选择非亲朋作为流转对象，以获得更高收益，促进转出户与更广阔的市场建立联系，更多地选择非本村的流转对象。第三，地块特征、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对转出户流转对象选择存在一定的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期促进农地高效有序流转。

第一，搭建流转交易信息平台或者农地流转拍卖平台，完善和健全农地流转信息机制。由前文研究结论可知，“不完全信息下的有限理性”是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的根本原因，而构建外部信息显示机制则是破解熟人交易的有效途径。对此，本研究建议以县（区）或者地市为单位，建设农地流转交易信息平台或者拍卖平台，汇集和匹配农地流转的供需信息，减少农地流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第二，鼓励村集体或者村中能人承担农地流转中介职能。由前文研究结论可知，中介组织在农地流转市场中起到外部信息引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对此，本研究建议有条件的村集体主动承担农地流转中介职能，帮助村民汇集农地流转信息；鼓励村中能人担任农地流转中介，为农地流转供需双方协调信息，降低农地流转市场的不确定性。

编辑：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