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丨周洁 高小康 侨文化：后全球化时代的乡愁共同体

一、“乡愁”与“乡愁共同体”

“乡愁”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思乡愁绪可追溯到中国古代戍边、贬谪、宦游、战乱等经历带来的个体感怀，并大量反映在抒发惆怅别离之苦的“思乡体”诗文当中，其中有不少名篇传诵至今，比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是对故土的眷恋；“怀旧空吟闻笛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是对乡愁的寄怀；“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哀叹少小离别的痛苦；“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伤感归而不得的忧愁……这些诗句无须言愁而极尽哀伤，不仅传达着对故乡的遥想和思念，更是用寥寥数字便勾勒出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乡土景致和田园想象，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审美风格和意境的一个重要类型。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的政治冲突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乡愁的书写在世界背景下呈现出强烈的国族意识。犹太人被驱逐的悲惨历史诞生了“离散”这一专属表述，使得这个原本用于描述欧洲巴尔干和小亚细亚部落散居状态的古希腊词语多了几分悲情的色彩。随着战争爆发、宗教冲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世界政治局势的动荡，大量为了躲避战乱和迫害的罗姆人、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等也成为流离失所的“离散族群”，虽被迫逃离，却愈发对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产生强烈的政治和文化认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也被迫进入了全球话语体系。早期的中国留学文人在海外屡屡感受到漂泊的无助和弱国的自卑，“乡愁”既是写下“天雨朦胧，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时的孤苦，又是慨叹“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时的愤懑。20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的乡愁叙事有了新的面貌——或是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徘徊抉择，透过文学创作传递“身份的焦虑”，或是在对故国特定历史题材的记忆书写时，呈现出一种“冷静的忧伤”，乡愁既是离开家园后“心中不可弥合的裂痕”，同时也是回望故土时心怀悲悯的情感召唤。

从文化怀旧到情感怀乡，从寻根文学到离散叙事，“乡愁”既蕴涵着传统文化和东方意境的审美想象，也流露出不如归去和梦中乡土难以企及的忧伤情感。及至当下，当因求学、求职、婚嫁、经商等缘由而移居国外或国内其他城市的选择已司空见惯时，“生活在别处”已成常态，中国人看似不再坚守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然而在异乡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却依然深沉而强烈，每年春节、清明等传统节日里动辄上亿的“返乡大军”可见一斑。在现代化和全球性的视野下，乡愁体验正在泛化。

从西方漫长的理论谱系来看，关于“乡愁”的探讨也是由来已久，并呈现出从病理学到心理学再到哲学的演变和深化：从古代的“忧郁症”认知（柏拉图），到17世纪雇佣兵的“思乡病”研究（霍弗尔），再到启蒙运动时用以对抗现代文明危机的“回归人性之善”，进而开启了深刻的哲学思辨，这其中既包括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如怀旧是对“重返自然”的向往（卢梭），“诗意的栖居”是人类唯一返乡之路（海德格尔）；也包括从时空维度的探究——如作为乌托邦的古希腊是或不是“怀旧的源头”（席勒；齐格蒙特·鲍曼）像游牧民族一样漂泊的现代人，“思乡”之根究竟在田园乡村还是在大城市（荷尔德林；斯宾格勒）20世纪以来，“乡愁/怀旧”更被视为对现代性的反拨，为了抵抗“速度焦虑”（维瑞里奥）、“技术操控”（鲍德里亚）、“全球脱域”（吉登斯）、“时空凝缩”（大卫·哈维）等对人类带来的失落和疏离，“重返家园”和“回到过去”成为某种精神上的追求。

在类似的理论视野下，中国的研究者同样指出，“怀旧”问题在现代性语境下的生成，是我们探讨现代文化转型的切身路径。学者王杰在研究中国文化美学机制时也提出，现代意义上的“乡愁”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后才出现的文化和审美现象，具有将“过去”乌托邦化的强烈的情感倾向。大量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印证了这一点。对童年记忆、美好家园、温情过往的追忆往往是在成长以后、离开以后、失去以后才涌上心头，这种怀旧多数时候用以弥合在当下现实中的失落或与令人失望的现实处境形成抗衡，通常带有美化的成分和想象性的满足，因而可称为理想化的“审美乌托邦”。但在后全球化时代下，怀旧不再是虚幻缥缈的水中月或遥不可及的镜中花，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历史传承、遗产活化、文化延续和情感激活，特别是在“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和场景营造中，被守护的家园、回得去的故乡、代代相承的传统和绵延不绝的文化，才是怀旧所致力追求的。如果说海德格尔的“返乡”是哲学意义上的回归本真状态，那么，乡愁共同体所追求的“返乡”则是美学层面的“诗意栖居”和精神层面的“心安归宿”。

从诗情画意到政治话语，从漂泊群体到普遍心理，“乡愁”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结构。这一带有东方美学意义的情愫总是勾连着对美好过去的记忆，既在时间维度上寄托着对旧日时光、失落传统和遥远历史的怀恋，又在空间维度上遥想着对故土、家园和国族的思念，同时还在文化维度上憧憬着远离尘嚣、返璞归真和重返自然。因而，“乡愁”成为“成长者”“怀旧者”和“出走者”们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共识，他们共同构成了“乡愁共同体”，呼唤着对乡土和传统的回归与重建。

回归与重建源自记忆，而记忆必须有所依托。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认为，这种依托可能存在于某个“空间”，他用“场地爱好”的概念来描述每个人内心所期许的“精神意识的栖息场所”；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认为，这种依托可能存在于某种或具体或抽象的“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他用“记忆之场”来表明人们被寻唤的记忆是抵抗历史“加速消失”的有力武器；而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则认为，这种依托可能存在于某个“地理空间”，他用“恋地情结”去描述那种离开之后的“熟悉与依附”，生动地表达了人地之间的美学感知与情感链接。对于“乡愁共同体”而言，那些承载记忆的场域正植根于乡土和传统，并凝结为某种强烈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

二、“三个潮汕”：全球本土化与地方全球化

乡愁源于离乡背井的迁徙漂泊。在注重亲情和乡土家园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这种行为往往是出于战乱、灾祸等不得已的原因。而为了生计、发展或对某种理想生活的向往而自愿背井离乡冒险远行的行为则比较特殊，往往具有突出的地域文化色彩。传统上闽广一带的诸民类族群中这种行为比内地更为常见，海外形成的华人侨居地多由这里出海的侨民构成。其中潮汕地区是海内外最知名的侨乡之一，也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

据报道潮州一位领导在接待泰国友好访问团时，曾经问过一位部长，他们那里的潮州人是不是有400万？谁知那位部长反问：“你们统计是400万?告诉你，我看不少于800万。”那位部长解释说，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很多在泰国的潮州人都是取泰国的名字，所以统计数字之外的潮州人其实还有很多。因此而产生了“海内一个潮州，海外一个潮州”的说法。

近代以来，大量潮人下南洋，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形成“潮人板块”；改革开放以后，善经商、肯拼搏的精神又一次激励着大量潮人外出闯荡，在全国各地特别是经济发达城市工作生活；而潮汕平原这片虽处“省尾国脚”却依山傍海的美丽土地，依然世代聚居并繁衍着许多安土重迁、重视传统的本地潮人。故此，潮汕在全球的人口迁移繁衍和文化传播的结果实际上形成了“三个潮汕”——“本土一个、国内一个、海外一个”这样三足鼎立的人口格局，虽一分为三却又因族群传统认同的乡愁情感纽带而紧密相连。“三个潮汕”实际上形成了现代世界文化传播交流和共生关系中的一种具有特色的跨文化传承与跨域认同形态。

2020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本届常会评审通过的新增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由我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入选，成为中国继“妈祖信俗”之后的又一项以民间信俗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类世界级非遗项目。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中国的重要侨乡闽台沿海地区的一项传统民间艺术活动的保护和传承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同时这样一项被中马两国相关社区视为共同遗产的文化遗俗，也为我们提供了“我国东南地区早期先民乃至环太平洋西岸海洋文化圈海洋崇拜文化的重要线索”，意味着“送王船”仪式的跨国传播和跨文化融合，成为漫长的人口迁移史与海上贸易史中一条“民心相通”的精神纽带，揭示了这一古老而朴素的民间信仰，勾连着祖(籍)国(地)与侨居国(地)之间剪不断的情感链接与文化认同，也印证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广泛传播和传承的非遗文化，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极其重要的文化支撑。

除“送王船”外，潮汕和福建两地完好保存着十余万封“侨批档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世界记忆名录”；在马来西亚槟城，由潮籍华人林玉裳牵头修复的“韩江家庙”精湛复现了故乡的传统文化和艺术，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生于泰国移民家庭的潮汕华人庄美隆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异国他乡保存推广、革新发展“泰语潮剧”，使得被称为“优泰剧”的泰语潮州戏家喻户晓、广受民众欢迎，也深得泰国皇室及上流社会的喜爱……还有很多文化遗产资源联系着故乡与他乡的关系，侨乡文化也由此具有了“海内—海外”的镜像意味，将记忆融入日常生活，成为血浓于水的情感链接。

由“三个潮汕”构成的跨域文化共同体使原本只属于离散文化的乡愁情感成为维系跨域认同的共享情感。这种共享性使得侨民的传统记忆不仅成为侨乡本土族群与海外侨民群体之间的认同纽带，而且成为侨民文化与当地文化之间互动联系的情感交流媒介，从而使侨居所处的离散孤独场境演化为通过交流传播而互动共享的多元文化生态壁龛。

从历史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看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特点，可以把“三个潮汕”解读为当代文化的全球性和本土性之间关系的演化形态：从潮汕文化的本土性衍生、演化出海外的侨民文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突破地域局限走向全国的潮汕传统文化传播形态。“三个潮汕”是潮汕文化的历史和地域传统与外部世界的多样性、现代性之间交流互动形成的三个文化圈层。这三个圈层的文化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自二战后的全球化走向文化多元化进程的一种表现形态。

美国社会学家萨林斯在讲到土著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状态时提到了一个概念“现代性的本土化”，他指的是原先处于现代文明外部的土著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吸收世界文明的现代性要素而使自身获得传承发展的动力与活力，从而在世界文明现代性发展的大背景下获得本土文化发展的动力与机遇，使土著文化在现代文明大生态中获得自己的生存发展机遇和特色：

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与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所统一的同时，世界也被土著社会对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力量的适应重新分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的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应。因此，这种新的星球性组织才被我们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文化”，这是一种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它所代表的方案，就是现代性的本土化。

这种“现代性的本土化”意味着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自我更新而不是胶柱鼓瑟，变成“自己历史的人质”。

“三个潮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样显示出，通过侨文化而传播、发展的潮汕文化也在走向“现代性的本土化”。现代性的本土化实质是通过跨文化的交流传播与本土文化传统认同的自觉与现代化发展，打破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同质化危机，因而形成全球本土化的新生态。而每个特定地域、族群传统的文化发展而言，“现代性的本土化”也是本土的全球化发展进程。

三、“乡愁共同体”的回归重建

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传播生态中，“乡愁”作为文化记忆与认同的情感符号，从特定文化的反身体验到跨文化镜像的对视与互动，形成“乡愁共同体”，对于文化主体间性关系的多样性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乡愁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丰富的阐释意义，其弥散性和（反）现代性为我们思考文化遗产特别是侨乡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启发。“乡愁”包含了“乡村”、“故乡”、“侨乡”三层语意，分别与“城市”、“他乡”、“异国”对应，“乡愁共同体”因而统摄了扎根本土的在地居民、离乡入城的国内移民和出国远行的海外侨民，在乡土传统与全球互动的视野下，重新阐释“在地/跨域”侨乡关系中的身土认同、家国情怀及其精神凝聚力、文化影响力和社会推动力。

提出“乡愁共同体”这一概念，既勾勒“乡愁”在多重语意中的内在关联，思考跨域流动下侨乡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范式和实践逻辑，同时也试图在家国情怀和全球离散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侨乡文化遗产。由此，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遗产可以有效串联起多个维度，思考乡村风貌的凋敝与振兴、民俗文化的休眠与激活、家国情感的离散与寻根等问题，而侨乡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或可以放置在全球性、流动性、跨域性、共生性的背景下，从精神命脉、族群认同、时代价值等方面继续开拓和深化。

用乡愁共同体的复合视角去思考侨乡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跳出了“侨乡”只是闭塞故乡、“文化”只是单向延续、“遗产”只是固守于本土的思维局限。而从抽象概念落实到具体实践，则需要对地方文化遗产进行重新认知、重新唤醒和重新建构。乡愁共同体是一种集体认知和情感共生，勾连其间的是血浓于水的情感纽带、萦绕心头的乡土记忆和心系桑梓的文化情怀。依附于侨乡文化遗产这一重要载体，在绵延且跨越的时空维度上，乡愁以“赓续—复魅—离散—反哺”的模式，构成乡愁文化的“在地小循环”和“跨域大循环”。

“乡愁赓续”着眼于文化生态保护。对故乡的愁思和记忆可能凝刻在乡间草木、村居古宅、地方风土中，也可能存续于民间习俗、世故人情、舌尖味蕾里，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其核心在于观念的转变，即从个案式、单一性的项目保护转向整体性、系统性的生态保护，为非遗传承和情感传递保存或营造应有的空间。

“乡愁复魅”着眼于文化遗产活化。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应对全球化危机的反思和反拨，对地方文化的重新审视也唤起了一种地方性和民间性的文化自觉。乡愁的魅力正体现在地方文化独特的地域性上，在复兴地方传统、再现文化魅力的过程中，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和“活化”传承，其间包含着遗产复活、走进生活、形态鲜活、长久存活等多重内涵。

“乡愁离散”着眼于文化情感传播。乡愁的出现是因人地之间产生了时空距离而靠情感来填补，“离散性”和“跨域性”相生相伴。大量既保留民间智慧和民间艺术、又凝聚共识与文化认同的信俗仪式成为乡愁的载体，植根于侨乡并延续至海外，在故乡和他乡间延续。

“乡愁反哺”着眼于文化经济回流。地方文化资源需要被有效调动并融入与海外的合作交往中，积极培育以“乡土文化”为内核、以“侨文化”为纽带、以“丝路文化”为载体的文化旅游和创意产业，加强多渠道、多形态、多领域的融合与传播，实现文化与经济合作，推动侨乡融入世界。

每个地方文化群体都共享着特定的集体记忆、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地方性知识，并通过特定的象征符号体系和文化表征方式去获得更为广泛的感知和体验，这些具有文化精神特色的审美经验便构为全球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精英的、经典的、主流文化的“大传统”，这些属于乡民的、地方的、支流文化的“小传统”，依托“人类审美经验深层的原生态群体生命力”而获得看似并不起眼、甚至岌岌可危，但却可能更为动人和长久的延续。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这句著名论述提出了一种超越传统上以史料的客观性和编年的真实性为标准的史学，强调了过去的事实与现代人的记忆、情感、当下生活之间的联系，即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活化。侨乡文化遗产亦是如此，一方面向前承接着历史的文化记忆，谱写着生动的地方乐章，另一方面向后延展着群体的身份认同，开启了情感的跨域链接。潮汕侨乡文化遗产既保留着基于宗族制度的本土性文化，也体现着基于海洋文明的外向型文化。回望历史，植根传统，重塑乡愁的审美乌托邦，“潮文化”与“侨文化”的有机复叠，共同孕育了这方水土的生产生活方式、艺术呈现形式和文化心理品格，也成为扎根原乡的本土居民和漂泊海内外的潮籍移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

历史的活化意味着文化传统的生命力随着时间延续而繁衍生长和演进，历史不是固化的古董，对文化传统的保护体现的是文化自觉而不是成为“自己历史的人质”，这种历史观和传统保护意识凸显出历史中人的积极行为。潮汕文化之所以能够从传统的潮汕地域播撒、繁衍为“三个潮汕”的全球性文化生态，不仅仅因为潮汕人的迁徙，更重要的是迁徙中的潮汕人所具有的积极开拓精神。

进入21世纪以来，潮汕文化精神与时俱进，作为文化基因的“乡愁”情感在后工业时代的文化创意生产中成为文化消费场景的审美内涵。美国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曾提出一个重要判断，那就是在后工业时代，创意阶层的崛起会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推动力，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美国社会学教授特里·克拉克则从文化消费的角度提出研究城市空间的新思路，他认为“舒适物设施”的组合构成了城市里的“场景”，而场景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又进一步反映和形塑着人们的空间行为动机和现代生活秩序。这两位学者共同指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即文化越来越成为城市之间与众不同的核心要素，而这一核心要素越来越依靠创意得以感知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场所到场景，从居住功能到美学功能，从扁平印象到情感体验……文化正在为城市/乡村的转型发展持续赋能。对侨乡而言，“乡愁”成为一种文化资本；立足当下，活化资源，悬浮而延宕的乡愁也亟待变得可感可体验。具有独特性、精致性和难以取代性的侨乡文化遗产，通过符号化、商品化、艺术化、仪式化的市场重塑和对文化场景、使用功能、体验服务、记忆复刻的创意营造，正在实现“从遗产到资源”的活化复兴。

全球性的潮汕文化乡愁共同体，将形成新的文化建设与保护机制，即区域一体化下的协同保护。从文化生态学角度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即认识到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需要营造合适的环境以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完整。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及相关部委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来看，强调系统性、整体性的生态保护，而非个案式、孤立性的项目保护，也成为基本的观念共识。另一方面，从文化遗产本身来看，大部分民族民间文化和地方非遗项目的发生和流变，大抵依山川形变和人群迁徙而分布，其存续的土壤通常以自然的地理屏障为区隔，而不以人为的行政区划为边界。因此，地方民俗与文化遗产跨区划而存在是一种常见现象，要实现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需要有区域一体、全域联动、整合协调的思维，探索体制机制的创新实践。

潮汕侨乡特指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因地理相接、历史相承、语言相通、文化相连、习俗相近而构成潮汕地区的主体空间。潮汕侨乡的诸多文化遗产资源——比如散布城乡的侨宅侨产，供奉先祖的宗祠祖庙，依然流传于民间的潮剧、潮绣、潮汕木雕等地方艺术和祭祀习俗、烹饪习惯、时令仪式等传统风俗，并不独属于某城某村，而对它们的保护也不能仅仅依靠文化部门的单一力量，还需教育工商、国土水利、城建城管、民族宗教、农村农业等行政部门和机构来共同推动。对潮汕地区而言，侨乡文化是三市共同的情感体认，在全域视野下，三市共同构建生态保护协调机制，实现跨行政区划的文化协同治理，是推动侨乡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举措。

乡愁共同体建设是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行动。当前，新冠疫情依然在全球肆虐，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革带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要通过“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方案获得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也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命运共同体既是责任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千百年来，中庸仁德、协和万邦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追求和共生、互利共赢也是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一以贯之的基本主张。在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华侨华人群体是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和中坚力量，华侨华人故乡则是以侨为桥、联通内外的精神家园、合作枢纽和情感归宿。

潮汕侨乡是广东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要做好华侨文化这篇大文章，需要跳出潮汕看潮汕。依托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这一国家级战略平台，以文化聚人心，以产业促多赢，发展侨乡、汇聚侨胞、吸引侨资、凝聚侨力、发挥侨智，同时积极用创新创意打造“潮流”，促使潮汕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播撒开来，使乡愁共同体建设为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交流互享做出更多贡献。

编辑：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