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丨刘磊：“留住乡愁”的伦理意蕴

以水泥森林和高速公路取代传统建筑，以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城市沙漠置换乡土气息浓厚的古村落和街巷几乎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建设的通病。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特别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心情，它凝聚着“游子思归”“落叶归根”悠远而厚重的“回归”情怀，是具有“精神”气质的伦理认同。“留住乡愁”是对故乡伦理实体的敬虔守望，它可以促成“从实体出发”的伦理建构方式，为个体伦理造诣的提升提供无限可能。记得住乡愁的人们可以沿着家庭与故乡精神——民族精神——国家精神的精神图景建立个体与国家之间伦理关系的共生互动与价值同构。“留住乡愁”的伦理意蕴，建基于故乡的伦理实体属性。故乡是真实存在的伦理实体吗？这要从伦理的本性说起。

一、伦理的精神家园是道德之民诞生的始点

伦理的本性是什么？“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是人的公共本质，是永恒的正义，是自在自为的存在。伦理强调社会或共同体的价值，致力于建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同一性，以使人的公共生活成为可能。”

（一）伦理精神家园孕育道德之民的两种方式

德性的教化和道德之民的诞生以伦理的精神家园为始点。正如西方学者戴维·莫利所言，“人人需要有个家，这样至少能有个离开的地方。”失家园意味着人们无归宿、无出发点，沦为飘忽的幽灵，那是人类最彻底的失落。伦理的精神家园是对伦理普遍物的信心和信念。“坚守伦理的精神家园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的普遍存在和人成为普遍存在者的信念、认同和回归；二是对现实的伦理共同体或伦理实体的信念、认同和回归。”

第一个层面本质上是对“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的信念，黑格尔将之奉为“法的命令”。这种对人的孤立存在的扬弃，对人的公共本质的认同与敬畏并非与生俱来，它源于个体在社会伦理生活中的理性自觉和生命体悟。樊浩先生曾以健全人为什么要帮助残疾人为例，对黑格尔这一“法的命令”进行了现象学还原。“生命平等而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人人都有成为先天或后天残疾的可能，只是概率而已。这些残疾人为我们承担了残疾的全部风险，因此，帮助他们不是源于同情，也不是为了显示崇高，而是表达对他们为我们承担风险的敬意，因而本质上是对生命实体的敬畏和尊重。”

第二个层面是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伦理实体的皈依。伦理实体具有诸多形态，如家庭、故乡、民族、国家，等。当个别性的成员认同、接纳伦理实体，从中获得伦理安全感，主动建立自己与伦理实体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并透过普遍性的“伦”的中介确证自己和他人的身份之时，现实生活意义上的伦理精神家园便得以缔造。事实上，人类对家庭、故乡、民族的认同和依恋是富有血缘和情感基础的“自然”过程，无须过多的理性反思和教化，“见父自然知孝、见兄弟自然知悌”。

（二）伦理精神家园的失落会引发道德失范进而颠覆共同体生活

伦理的精神家园在人的道德成长中具有策源地的意义。个体主动内化伦理规则，自觉将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行动的内驱力就在于对伦理精神家园的执着信念。马克思曾断言“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也只能在现实的共同体生活中获得自由。在伦理的精神家园这一“可靠居留地”中履行每个人的意志自由，便可达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伦理精神家园的失落，意味着消解对伦理普遍性的信念，放弃对伦理实体的认同，人们找不到一个出发和离开的地方，失去了内心的安宁与祥和。

在道德哲学的语境中，失家园必然引发人的“无根意识”，产生“意义失落”“形上迷失”甚至是恐惧和绝望。丧失伦理的精神家园，人们也就失去了对于伦理道德的信念和觉悟，转而“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追求虚假的道德自由以满足无限膨胀的个人私欲。遵守道德的言行沦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工具，各种形态的道德功利主义、精致利己主义、契约主义、工具主义粉墨登场。

生活其中的人们都忙于“理性的算计”，对公共事业缺乏兴趣，在现实生活中，一面小心翼翼地防备各色眼花缭乱的欺诈，一面喋喋不休地抱怨人际关系的冷漠、世故，致使近年来我国社会公共生活陷入重重困境。以随意打开飞机应急舱门为代表的民众只主张权利不承担义务的“任性”行为屡见不鲜；以“我爸是李刚”为表达形式破坏规则、僭越法律的行为在少数民众身上时有发生；由不断升级的“大妈广场舞事件”所折射的民众普遍比较缺乏公共理性和公共行动能力的现状引人深思；以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移民西方发达国家的尴尬怪象为表征的部分民众缺乏对民族精神和国家文化认同的不利局面令人心忧。

缺乏伦理认同和伦理信念，丧失伦理的精神家园，以抽象的道德自由遮蔽甚至取代精神归宿，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伦理建设的重大难题和现实困境。伦理精神家园的失落，使人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被肢解为现代性碎片，割裂了个体性的“人”与实体性的“伦”建立起同一性联系的精神链条，进而销蚀伦理建设和道德教育的前提与基础。就此而言，重建伦理的精神家园对于我国社会重构伦理秩序、缓解公共生活危机、恢复民族文化自信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在乡愁中守望伦理的精神家园

回归伦理的精神家园逻辑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真实存在的伦理实体；二是达成对伦理实体的认同和信念，“精神”地把握“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把具有普遍性的伦理作为个人社会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事实上，“故乡”别称“老家”，作为人们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本身就是伦理实体的一种现实样态；而“在希腊语中被诠释为‘返回家园’的乡愁”则是人们形成伦理信念与伦理认同的典型方式。毋宁说，乡愁是具有“精神”气质的伦理认同。

（一）故乡与家庭分享同样的道德哲学属性是真实存在的自然伦理实体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故乡与老家是同义词，而“老家”被解释为“在外面成立了家庭的人称故乡的家庭。”在这一诠释中，可见得“家”是故乡的内核，它是故乡的存在论基础，正所谓“非家即非乡，有乡亦有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家庭与民族作为“第一伦理存在”。以家庭或家族为核心存在的故乡，可以与家庭分享同样的道德哲学本性并被确证为真实存在的自然伦理实体。

家庭或者家族何以成为伦理实体？这要从伦理实体的构成条件进行解析。“伦理实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种个体”（黑格尔语）。通俗地说，伦理实体必须能够彰显人的公共本质；第二，伦理实体必须能够与“有自我意识的现实行动”同一。换言之，个别成员的行动必须以该伦理实体为目的。家庭作为人类生活世界中的一种独特个体，天然、直接地蕴涵着人的公共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够作为“第一伦理”被赋予神圣性。一个“姓”就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与千百年来曾经存世的各个家庭成员建立起实体性联系。

像“积善成德”“以和为贵”“淡泊明志”“忠孝勤俭”这样体现人的公共本质的家庭精神可以穿越时空，在世世代代家庭成员的精神血脉中传承不息。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伦理学家们鞭辟入里地洞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个别的家庭成员与家庭整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个别家庭成员的行动以家庭实体为目的和合理性。”质言之，家庭作为自然伦理实体的地位坚不可摧，故乡以家庭为内核，因此是客观存在的伦理实体。

（二）乡愁为深陷伦理困境与道德危机的现代辟出一条回归伦理精神家园的康庄大道

“乡愁是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心情”，乡愁绝不是廉价的矫情，而是对家乡深邃的热爱和割舍不去的依恋。乡愁是人们对乡里乡亲之间和睦相亲、守望相助，平凡而又生动的生活故事和亲情关系的记忆和怀念。“这些关系又是靠着故乡的古老建筑、乡音乡言以及它们所形成的场景和风光特色而依存的。”乡愁又是人们害怕再也回不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耽愁和哀痛情思。乡愁还是人们对那些能沉淀留存往昔生活岁月中快乐童年、温暖时光的老屋、古树、古桥、里弄、码头、河流、乡音、民谣、社戏……被无情销蚀而引发的无法释怀的惆怅、惋惜和痛楚。不过，它只是人们对待故乡的一种可能的情感和态度。在全球化、数字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现时代，离乡大军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还有一些对待故乡的负面态度，诸如冷淡故乡、厌弃故乡、逃离故乡、遗忘故乡等等。在诸种态度中，“乡愁”最可贵，它凝聚着“游子思归”“落叶归根”的悠远而厚重的“回归”情怀。

乡愁的产生需要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一是对故乡的精神依恋；二是对回归故乡的深切渴望。建基于血缘关系和自然生命基础上的对故乡的依恋情怀，促使人们主动消解抽象孤立的个别性，意识到“我”与乡里乡亲同是故乡的一员，对从前故乡共同体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和生命亲情充满向往、追思和眷恋。情感使伦理关系和伦理认同成为可能。乡愁产生的第一前置性条件能够帮助人们形成认同故乡伦理实体的内在冲动。对于故乡的缅怀、眷恋、追思、向往最终积淀成一种强烈的不能自已的“回归”渴望。在“回归故乡”的过程中，人们将会透过故乡这一自然伦理实体重新找回自己的伦理身份，将故乡作为个体伦理行为的家园、出发点和归宿，进而完成个体“单一物”与故乡伦理“普遍物”的同一性建构。在道德哲学的语境下，乡愁是人们对故乡伦理实体的深情一瞥，在“回瞥”中能够获得践履伦理道德的内在动力，找到当下个人伦理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故乡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归属、情感上的归属，更是伦理精神上的归属，而乡愁的萌生则见证了人们对伦理精神家园的一次重要“回归”，重新缔造了人的伦理天性。

三、城镇化进程中要“留住乡愁”

诚然，不只在乡村长大的人们有乡愁。全球化时代，人们在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的迁移变得愈益平常。国内外伦理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对新加坡等地的东方人迁居到西方国家后，记不住乡愁、缺乏民族文化认同，转而变成外面黄皮肤，内心崇尚归属西方文化的“香蕉人”现象持有浓厚研究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人也要记得住乡愁。限于论文篇幅，本文仅聚焦于城镇化进程中如何让那些有乡村生活经历的离乡和在乡人们记得住乡愁。

“孔雀东南飞，一去不复还”“反认他乡是故乡”“改门换闾单向移动”愈益成为近年我国人口迁移中的“新常态”，真正的故乡却在人们的冷漠中走向衰败和凋敝。人们在快速的工业化、数字化与城镇化浪潮中，面对贫困村、空巢村、老人村、留守儿童村等乡村衰落的图景，纷纷罹患“记不住乡愁”的“现代病”。总书记一句“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深情地触动了数以万计离乡游子萦绕心间、无法释怀的“失家园”之痛。在心理学看来，“留住乡愁”是呵护人的根基性情感；在道德哲学语境下，“留住乡愁”则意味着对故乡伦理实体的接纳和对伦理精神家园的坚守。“大量的事实表明，具有乡愁感的人，大都具有民族认同感与祖国认同感。”

当下，要让人们记得住乡愁，就要真正补齐乡村文化建设短板、打造乡村文明底色、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实现乡村振兴。可喜的是，党的十九大把新农村建设提上了重要议程并确定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目标和要求。乡村振兴实践对于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们“留住乡愁”可谓意义非凡。一方面，美丽富庶保留着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根脉的新乡村必然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于家乡的热爱、认同和心理归属，为人们“留住乡愁”奠定客观生活基础；另一方面，各地的乡村振兴实践还会唤醒离乡人们的乡愁情结，呼唤并召集技术人才、文化精英、贤达人士等各类离乡人员重返故乡，使他们在建设美丽家乡的过程中建构个体“单一物”与故乡伦理“普遍物”的同一性。在道德哲学视域下，“让人们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战略行动应当充分关照三个方面。

其一，应当保留和珍藏那些承载着故乡伦理文化的传统建筑制式和生态格局，留住人们感观上的故乡。旅居异乡的游子们重归故里时，如若找不到一丝往昔生活的美好印迹，满眼是白色污染和拥挤残破的建筑垃圾，如何让他们萌生久违的家园感？其实，传统的聚落格局、优美的自然风貌、和谐的空间构成、独特的建筑符号本身就是故乡伦理文化的现实表达，它们可以帮助人们体悟伦理，增强向善的决心，潜移默化地推动人们践履伦理规范。正如生态哲学家们所言：“建筑是无言的教化者，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容器，而是一个承担着教化功能的‘精神安宅’”。习近平总书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嘱托饱含着对城镇化建设中弃旧图新、一切推倒重来的担心，劝诫我们保留那些烙有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文脉的乡村古建筑与文明生态。

其二，在乡村区域文化建设中应当对于民众社会生活的伦理安全给予特别关注。这里的“伦理安全”指的是人们能够预期彼此的交往行为，在交往关系中获得人际信任和群体归属。伦理安全不仅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而且也是把家乡缔造成“可靠居留地”的关键所在。往昔家乡生活中对伦理安全的体验直接影响着离乡游子们对故乡的态度。乡里乡亲们指向“伦理性正直”的“诚信”“仁义”“忠恕”“乐善好施”等道德行为可以使人们在乡民群体中扎下一个根。就如山东聊城仁义胡同“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至今仍被传为佳话，吸引归乡游子们往来驻足。如果套用法国学者西蒙娜·薇依的“扎根”理论来诠释伦理安全对于家乡成员的生命意义，我们可以说：“扎根可能常被人忽视，但它也许是人类灵魂中最重要的一项需求。一个人一旦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乡民集体生活而拥有一个根，那么父老乡亲这一集体就会在他的心灵深处活生生地存留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

家乡生活记忆中的伦理安全对于人们是否愿意回忆故乡、能否记得住乡愁具有重要意义。在乡民生活中，建设伦理安全有两个重要着力点：一是确立制度权威、坚持依法治理地方事务、树立地方政府和公务员的公平正义形象；二是鼓励地方党政官员和文化名人尊重和坚守伦理普遍物、躬行道德示范、引领乡村伦理文化建设，带动家乡成员努力向善、共同缔造和坚守故乡这一“可靠居留地”。

其三，用心求索重振乡村教育之路，使乡村留守儿童在美丽向善、友爱包容、积极进取的学校生活中点亮梦想，书写热爱家乡的美好记忆。因为留住乡愁和童年记忆总是同步建构，儿童、青少年时期在校园生活中的伦理安全体验是人们成年后热爱、眷恋故乡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快速城镇化引发各地农村适龄儿童骤减，大量乡村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纷纷被撤并，基础教育呈现“城满、乡弱、村空”景象。一些农村儿童面临上学难、上学远的窘境，他们失去了祖辈、父辈曾经收获希望、放飞梦想的文化阵地。那些随父母进城的孩子们则面临“异地就学待遇无法同城化”的困难。令人欣慰的是，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突出强调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并且明确提出：“着力改变乡村教育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最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用优质教育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发展动能”。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在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中也突出强调：“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乡村学校改薄是塑造文明乡风培育乡土人才的重要措施。当下，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通力合作，他们在农村建设美丽校园、温暖校园、希望校园的乡村教育振兴实践值得肯定和借鉴。比如，2018年浙江省淳安县富文乡为118名学生、22名老师改建了一个有26种颜色的小木屋式校舍，被誉为中国乡村学校“小而美”的典范。2021年浙江省提出主要以“融合型”“共建型”“协作型”三种模式推动城区或镇区义务教育优质学校与乡村或镇区义务教育学校之间的共同发展，并且把乡村学校尤其是乡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和薄弱学校列为重点帮扶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发展乡村教育过程中教师是关键。没有高素质并且甘愿坚守在乡村教育一线的师资队伍，振兴乡村教育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故此，一方面，应当搭建乡村教育家成长摇篮，在新时期培养一批像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王拱璧那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乡村教育理论家和活动家；另一方面，应当大力弘扬张桂梅时代楷模精神，着力培养一批热爱儿童、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不惧艰难、勇于付出、乐于奉献的乡村好校长、好老师。

四、以“留住乡愁”为契机提升个体的伦理造诣

前文我们聚焦于城镇化进程中的离乡和在乡群体，提出帮助人们记住乡愁的有效路径。在当前我国社会伦理建设时期，“留住乡愁”有助于人们守住伦理精神家园，搭建起个体特殊性与伦理实体普遍性之间的精神纽带，促成“从实体出发”的伦理建构方式。但提升个体的伦理造诣还不能仅止于家庭和故乡层面。换言之，一个人不能只属于家庭或故乡，还要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具有民族文化归属和家国情怀的公民，进而形成对于国家权力和财富的“高贵意识”。所谓“高贵意识”就是人们努力建构义利合一的品格，甚至选择“以义制利”的方式，超越一己的利益得失，认定和坚守个体与国家权力的同一性。孟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境界就很好地诠释了“高贵意识”的精神本性。家国情怀是人们对家、国的归属意识和热爱的情感而生成的使命与责任，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容忽视的精神命脉。

黑格尔指出，家庭精神是“个体与实体直接而自然地同一的世界”，并为记得住乡愁的人们指明了提升伦理造诣的现实图景和可能路径：家庭与故乡精神——民族精神——国家精神。“从实体出发”的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本质上是建立在二者相互承认基础上的共生互动与价值同构，它不仅意味着个体之“心”对国家作为伦理实体之“公”的接纳、认同和回归，还意味着国家之“公”对于个别性存在个体的“可靠居留地”的家园意义。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着力使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平衡，因而这种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发展模式”。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非凡的组织动员力、统筹协调力、贯彻执行力取得抗击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预示着“中国社会有可能成为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

可以说，我们的国家权力和财富彰显出普遍性的精神本质，国家作为伦理实体的现实基础不断夯实，为个体在精神层面实现国家认同提供了充分依据。诚然，家庭、故乡和民族本质上都是依托于血缘和亲情关系的自然伦理实体，但国家和社会却是不具有自然性和直接性的伦理实体，所以国家精神不能自发生成，需要加以教化、需要人的理性自觉。

从留住乡愁到增强家国情怀的培育进路主要有四个着力点：一是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二是进行国家伦理意识的启蒙，引领个体把国家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基地；三是加强法治建设，澄明国家权力与财富的本性是公共性和普遍性；四是激发个体的爱国情感，进而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道德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此而言，“留住乡愁”为个体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形成对国家权力和财富的“高贵意识”奠定了重要基础。

编辑：孙茹